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統(tǒng)代表團開放日答記者問

來 源：財新網發(fā)表日期：2017-10-25

     據中國人民銀行消息，10月19日上午，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黨的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統(tǒng)代表團開放日上回答了記者提問。以下為文字實錄：

　　記者：我是彭博新聞社的記者。十九大報告提到了中國金融市場會進一步開放，市場也在猜測人民幣很快就會擴大波幅，現(xiàn)在是不是推動人民幣擴大波幅的好時機？央行推動這項改革的時候主要考慮哪些因素？現(xiàn)在來看人民幣匯率是十分穩(wěn)定的，現(xiàn)在是不是推動人民幣資本項目進一步開放的好時機？什么時候可以實現(xiàn)完全可自由兌換？謝謝您。

　　周小川：匯率的浮動更加依靠于市場供求關系來決定，以及人民幣更多地成為可自由使用貨幣，是一個長期的進程。盡管過去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這個過程還沒有走完，所以今后還會繼續(xù)向前推進。至于時機，當前也不是什么特別的時機，但是總的來講，在7月份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總書記和總理的講話都強調要進一步擴大金融開放，有這個信號。昨天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又對開放、引進競爭機制作了強調，所以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無疑會進一步朝著這個方向發(fā)展。

　　至于人民幣波幅的擴大，并不是當前最緊要的事。首先，當前的浮動區(qū)間已很少能限制到匯率，匯率變化主要取決于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當然，有時候擴大一下匯率浮動區(qū)間，也是釋放一個擴大開放的信號，顯示匯改會繼續(xù)向前邁進，匯率主要由市場決定。但大家也要注意到，擴大波幅并不是當前最關注的重點。

　　另外幾個重要方面，包括市場方面的對外開放，“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都是市場方面的連通，還有“一帶一路”也是市場方面的連通，此外機構方面的合作，以及金融市場準入也會進一步對外開放，請大家更全面地關注開放的內容。謝謝。

　　記者：我是中央電視臺的記者，我的問題想提給周行長，十九大報告提到了“雙支柱”的調控框架，未來怎么去協(xié)調兩者之間的配合？怎樣進一步完善和健全這個“雙支柱”的調控框架？謝謝。

　　周小川：這個問題如果展開說會很長的。大家也都知道，中央銀行在調控方面，首先是運用貨幣政策，對此各類教科書里都有所描述，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以后，貨幣政策也有一些新的工具和方法，主要是對目標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調整和校正，工具箱也更加豐富。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調控手段，就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后，G20和全球金融穩(wěn)定理事會以及巴塞爾銀行監(jiān)管委員會所提出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引入宏觀審慎政策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在常規(guī)的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中順周期的因素太多，經濟好的時候，股票市場也好，公司盈利也多，同向推動的力量比較大。所以，要引入所謂逆周期的政策措施。

　　此外，宏觀審慎的調節(jié)也是因為危機的產生使大家提高了對金融穩(wěn)定的重視程度，有必要引入一些金融穩(wěn)定的措施。同時，還強調了金融監(jiān)管標準的更新，像“巴塞爾Ⅲ”，對資本的質量、流動性、杠桿等等都有新的要求。再有，作為宏觀審慎措施之一，就是對于系統(tǒng)重要性機構，包括全球系統(tǒng)重要性銀行和國內的系統(tǒng)重要性銀行（我國的“工農中建”都是全球系統(tǒng)重要性銀行，平安保險也是全球系統(tǒng)重要性保險公司），它們的標準應該有適當?shù)奶岣?，因為這些機構對市場的影響比較大。我們已經開展了這幾個方面的工作，但是確實在制度上、在規(guī)則設置上、在政策協(xié)調上，還做得不夠好，所以今年7月份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特別強調提出了“雙支柱”調控框架，要讓兩個支柱之間配合得更好。在機構之間，包括“一行三會”，各大金融機構之間，也都希望把這個工作做得更好。同時，從全球來講，“雙支柱”調控框架也仍是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謝謝。

　　記者：我是《中國日報》的記者。我的問題是提給周行長的。在習總書記的報告中也提出要防止加深系統(tǒng)性的金融風險，如請您來評估一下當前中國的系統(tǒng)性金融風險，您會做何評價？另外，在未來金融去杠桿的方面會有哪些主要手段？還有，最近社會上比較關注企業(yè)債務高企的問題，不知道您有什么相關的評價？謝謝。

　　周小川：首先，系統(tǒng)性金融風險的這個概念，在全球金融危機發(fā)生后討論的比較多。金融風險有一般性的金融市場風險、金融機構風險，如個別金融機構不健康、不符合相關標準，甚至存在關閉破產的可能性。而所謂系統(tǒng)性金融風險則有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會在市場上引發(fā)劇烈的連鎖反應，使經濟和就業(yè)遭受重大沖擊。防范系統(tǒng)性金融風險，在各個國家的情況不一樣，風險點也不一樣，但也有共同的東西。首先從全球來講，都要防止惡性通貨膨脹所造成的風險。另外，要防止資產價格劇烈調整所導致的風險，資產泡沫既有可能出現(xiàn)在資本市場上，也有可能發(fā)生在房地產市場上，還可能在影子銀行、金融衍生產品方面。對于經濟轉軌國家，特別是從傳統(tǒng)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來講，另外一種現(xiàn)實的金融風險，就是所謂金融機構大面積不健康的風險。因為在轉軌過程中可能不良資產會非常多，財務上出現(xiàn)的缺口導致虧損可能非常多。而且在制度轉變過程中，可能規(guī)則、監(jiān)管等各個方面都有所不足，金融機構也有可能大面積出現(xiàn)不健康，不少轉軌國家在這個過程中很多機構基本上都垮了，或者全部都賣給外國人了，這也是一種系統(tǒng)性風險。再有一點，正如剛才所提到的，如果經濟中的順周期因素太多，使這個周期波動被巨大的放大，在繁榮的時期過于樂觀，也會造成矛盾的積累，到一定時候就會出現(xiàn)所謂明斯基時刻，這種瞬間的劇烈調整，是我們要重點防止的。

　　關于去杠桿的問題國內已經有很多研究，國際上也有不少評論。首先，若總量閥門把握比較好的話，總量就不至于膨脹得過快，杠桿率就會有所下降。我國企業(yè)部門的杠桿率相對比較高，這里既有剛才郭樹清主席所說的直接融資比重低，企業(yè)靠借貸、靠債務融資比重過高的問題，也確實存在企業(yè)運用資金的效率不夠高的問題，包括投資的效益、使用流動資金的效益。因此，我們特別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不僅涉及到企業(yè)，也涉及到銀行如何看待自己的資產質量，必須兩方面共同努力來調整。同時，也要看到其中有一部分掛在企業(yè)名下的貸款，實際上可能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債務，地方政府有時候借地方國有企業(yè)的名義作為融資的手段，把債務算到企業(yè)頭上，這個問題要認真對待，要防范地方政府（當然各個地方很不一樣，有好的，也有差一些的）在使用融資平臺方面和各種變相債務方面，有一些不健康的行為，包括財務紀律不夠強，或者突破了界限。

　　關于家庭部門的債務杠桿率，從全球比較來講，中國還不算高，但是最近幾年增長很快。這個快的程度提請大家注意，不是說現(xiàn)在就要去杠桿，而是說增長的過程要注意質量，要使增量部分保持穩(wěn)健，同時又是高質量的。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