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金融外交提升中國地位

作 者：黃金老 來 源：新浪財經發(fā)表日期：2016-06-24

    “重資產”型金融外交，即實打實地對外投錢，借以達到金融以及非金融的目的。“重資產”型金融外交，耗資巨大；同時，風險巨大。一旦資金耗完，或者當地政府政權更迭，就停下來了。中國要重點拓展“輕資產”型金融外交。

　　本世紀頭10年，名副其實的“中國世紀”，中國經濟強勁增長，中國商品暢行無阻，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fā)生后，世界更加依賴中國。

　　近5年來，美國依靠美元國際貨幣地位、零利率及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美元貶值、刺激股市以及實體經濟的韌性，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機，保持了頭號金融大國的地位。歐元區(qū)飽受數次債務危機的打擊，且內部各國危機程度深淺不一，仍然依靠量化寬松政策和負利率政策刺激經濟。日本因較低的債務率和復雜的金融產品較少，免受危機的首波沖擊，并實施了極具擴張性的安倍經濟學貨幣政策，國際金融地位沒有下降。俄羅斯、巴西等資源國家經濟依靠中國需求，上了一個臺階，但后勁乏力，基本在走下坡路。

　　金融危機之后的較長一段時間，中國以全球經濟的拯救者面貌出現，支撐了全球的資源價格、奢侈品市場甚至全球的金融穩(wěn)定，但現在正面臨經濟持續(xù)減速的巨大壓力。

　　總之，當今世界，隨著全球能源資源格局、貿易投資格局、產業(yè)結構格局的變遷，美國等發(fā)達國家重拾經濟金融壓倒性優(yōu)勢，新興經濟體處于弱勢地位。中國發(fā)展面臨的外部挑戰(zhàn)明顯增多。

　　金融力量早已成為大國外交中一種更加有效的武器。美國是世界經濟金融規(guī)則的主要制定者，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的主導性國家，擁有全球最深厚的資本市場和最主要的儲備貨幣（美元）。

　　過去，中國只是世界金融舞臺邊緣的沉默者，今天，中國已經立在世界金融舞臺的中央。近年，人民幣國際化、貨幣互換協定、自貿區(qū)、金磚銀行、亞投行、絲路基金等金融外交戰(zhàn)略和舉措不斷推進。但總的來說，中國在金融外交領域仍是新手。

   充分珍惜強金融實力的機會窗口

　　近年來中國金融實力顯著增強。例如，2015年12月底，中國外匯儲備余額為3.33萬億美元，遠超排名第二的日本；又如，按市值計算，四大國有銀行的全球排名都能進入前10；再如，以市值規(guī)模計，2015年中國A股市場市值52.13萬億元，已是日本的1.54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證券市場；社會融資規(guī)模達到15.41萬億元，全球最大。

　　同時，中國在國際金融組織中的話語權也有了顯著提升，2010年4月25日，世界銀行通過了投票權改革方案，中國的投票權由2.77%提高到4.42%，成為世界銀行第三大股東國，僅次于美國和日本。2015年12月1日，IMF批準人民幣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2016年1月27日，IMF份額改革正式生效，中國份額占比從3.996%升至6.394%，排名僅次于美國和日本。這些實力使得中國已有條件利用金融手段來維護國家利益，運用金融外交提升大國地位的時機趨向成熟。

　　同時，中國金融市場多元化程度和深度不足，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尚未成型；金融機構產權多元化程度不高，核心競爭力不強；人民幣國際化、參與國際金融規(guī)則制定等方面均處于初期階段。

　　由于人口老齡化、利率市場化和投資理財工具多樣化，廉價儲蓄時代行將結束，銀行今后的籌資能力將更多地取決于它的定價承受能力和負債創(chuàng)新能力；銀行業(yè)的盈利增長和資產增長，都在較快減速。出口增速的下降，也會使外匯儲備資產不再大規(guī)模增長。也即，中國超強的金融實力，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

　　另一方面，大量的國家利益需要金融來維護。中國年對外直接投資已達1000億美元以上，中國金融業(yè)已在海外設立了上千家分支機構，海外貸款余額超過1萬億美元。中國在海外已有巨大的金融利益，迫切需要積極推動金融外交，從游戲規(guī)則的接受者向游戲規(guī)則的參與者和制定者轉變，保護本國利益。2015年11月，中國銀行紐約分行因拒絕其要求透露中國境內客戶信息的不合理要求，被美國紐約曼哈頓的一家法庭裁定為藐視法庭，并稱要進行巨額罰款。

　　中國必須充分珍惜強金融實力的機會窗口，善于運用，以金融實力提升中國大國地位和影響力。

   中國“重資產”型金融外交發(fā)力

　　“重資產”型金融外交，即實打實地對外投錢，借以達到金融本身的目的（維護中國金融利益）以及非金融的目的（維護中國整體國家利益）。購買美債，是典型的“重資產”型金融外交。2015年中國持有的美債余額尚有1.25萬億美元。增持或出售美債，會對美元匯率和美債價格進而對美國財政政策產生一定的影響。但購買美債，集中在單一資產，中國承擔的匯率風險、利率風險和政治風險也大。

　　近年，這種“重資產”型金融外交工具正在多元化。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fā)，承擔緊急救助使命的國際性組織未能發(fā)揮應有作用，大型跨國銀行自身不保，中國金融實力趁勢崛起。通過簽訂貨幣互換協議、對外貸款和投資、發(fā)起成立多邊合作開發(fā)機構等一系列方法和舉措，嶄露頭角。

　　比如，金磚銀行、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的建設，是中國推行“一帶一路”發(fā)展戰(zhàn)略的金融保障，也是中國金融外交從“無為”走向“有為”的重要標志。

   拓展金融外交新空間

　　“重資產”型金融外交，耗資巨大；同時，風險巨大。國家不會破產，但國家可以賴賬。以美國對拉美全面的經濟、軍事和政治控制的巨大影響力，尚不能約束拉美政府（發(fā)生在19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以現時中國的國際地位，國內銀行的境外貸款更要謹慎管理。2015年以來，隨著全球資源價格的急劇走低，中國的巨額海外貸款的風險已在暴露。

　　“重資產”型金融外交對外交的作用也不能持續(xù)，一旦資金耗完，或者當地政府政權更迭，就停下來了。中國要重點拓展“輕資產”型金融外交。更高層次的金融外交工具，在于貨幣國際化、金融監(jiān)管國際規(guī)則制定權、獨立的跨境資金清結算體系、跨越國界的互聯網金融發(fā)展等。

   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近年來，受益于美、歐、日等國際貨幣的持續(xù)貶值壓力，人民幣國際化取得了顯著成績。也要看到，人民幣國際化并不能寄希望于朝夕，需要有政策耐心。

　　首先，有的放矢地開放資本市場。資本項目開放是一個非時點概念，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正式對外宣布其資本項目完全開放。開放的順序問題，更多地表現為不同項目開放程度的深化問題。

　　當前，國內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性工具所占比重較低，股票和債券市場缺乏足夠深度來容納國際資金進出；理財投資產品剛性兌付仍占主流，金融風險文化不健全，國內投資者仍缺乏正確的風險觀；金融衍生產品創(chuàng)新也處在相對初級階段，風險對沖工具嚴重匱乏。

　　此外，國內金融體系國際化程度還處于初級階段，金融機構剛開始走出國門，國際化經驗和進展不足；股票市場、債券市場也缺乏國際性企業(yè)的參與，國際投資者認可度不高。上述種種，使得國內金融市場深化改革還有較長的路要走，在此之前，并不適宜完全放開資本項目可兌換。

　　其次，協調發(fā)展在岸、離岸兩個市場的人民幣金融產品體系。國內市場在人民幣利率、匯率及大宗商品等相關衍生金融產品建設上，還可適當加快步伐，要在體量上遠超離岸市場，牢牢把控定價權。同時，離岸人民幣金融產品體系仍有待豐富，可以以自貿區(qū)為基礎積極試點，不斷豐富境外人民幣資產回流渠道，為離岸市場人民幣金融產品創(chuàng)新提供支持。

　　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不是要成為美元一樣的霸權貨幣，實際上也缺乏成為霸權貨幣的歷史機遇。人民幣國際化要追求的目標首先是成為亞洲的區(qū)域性貨幣，進一步在世界范圍內具有與經濟實力相當的影響力，成為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重要力量。人民幣將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在此之后，中國可推動相關友好國家增持人民幣資產，依托金磚銀行、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等平臺，充分發(fā)揮人民幣在對外援助、基礎設施投資和多邊合作中的作用，同時，擇機推動IMF份額改革，進一步提升人民幣份額，并推動世界銀行投票權改革等。

   參與制定金融監(jiān)管國際規(guī)則

　　中國在參與制定全球貿易與投資規(guī)則方面已小有成效，體現在WTO談判、“10+6”區(qū)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談判、中美投資協定（BIT）談判等之中。

　　巴塞爾協議是目前認可度最高的銀行業(yè)通行規(guī)則，這個協議的制定和執(zhí)行過程可以說是美國金融外交的典型案例。巴塞爾協議Ⅲ的草案于2010年提出，并于當年的G20峰會上獲得批準實施。但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銀行業(yè)受到重創(chuàng)，難以滿足巴塞爾協議相關指標要求，使得美國對巴塞爾協議的態(tài)度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2012年11月，美聯儲同意無限期推遲巴塞爾協議Ⅲ實施。2013年5月，伯南克表示，巴塞爾協議Ⅲ不足以解決銀行“大而不倒”的問題。

　　金融業(yè)的國際規(guī)則是會不斷發(fā)生變化的，而這種變化體現了各國基于本國利益考慮所持的立場和態(tài)度，最終是各國博弈的暫時結果。

　　德國的一個例子可以作為參考：在修改巴塞爾協議時，德國利用自身的影響，成功說服了委員會對住房抵押貸款給予50%的風險權重。中國仍處于工業(yè)化、城市化和出口導向的發(fā)展階段，需要大量投資，由于中國直接融資市場還不發(fā)達，企業(yè)投資主要依靠銀行貸款，企業(yè)高負債率必然與銀行高杠桿率對應。設定過高的資本充足率監(jiān)管要求，銀行融資支持實體經濟的能力就削弱了。必須制定中國版的巴塞爾協議Ⅲ。

  助推互聯網金融跨國發(fā)展

　　互聯網金融是指依托于社交網絡、手機App等互聯網工具，實現支付、投資和資金融通的一種新的金融形式。中國企業(yè)具有在海外發(fā)展互聯網金融的優(yōu)勢。根據標準普爾Capital IQ的數據，截至2014年，全球十大互聯網公司中美國占六家，中國占四家。這意味著，在這個領域，中國僅略落后于美國，超過了歐洲和日本。阿里、蘇寧等有實力的中國互聯網企業(yè)，是發(fā)展互聯網金融的基礎。

　　中國電子商務（包括互聯網金融）有著自己獨特的發(fā)展過程，而這一發(fā)展過程現在成為了一種優(yōu)勢：前些年，正是因為中國原有的商業(yè)基礎設施與發(fā)達國家相比不夠完善，誠信體制相對而言也不夠完善，中國互聯網企業(yè)才不得不摸索并逐漸建立起一個“網上的信用體系”（支付寶、易付寶式的第三方暫管資金、客戶網上評價、如何與物流企業(yè)合作等），用以推動電子商務的發(fā)展，并客觀上促進了互聯網金融的產生和快速發(fā)展。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商業(yè)體系、信用體系都有不夠完善的地方，按傳統(tǒng)方法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善這些體系，中國的互聯網企業(yè)為其提供了最可借鑒的經驗。中國在商業(yè)領域原來的劣勢（與美國相比），在互聯網時代在某種程度上反而成為了一種在海外發(fā)展的優(yōu)勢。

　　中國的互聯網金融企業(yè)與傳統(tǒng)金融機構加強合作，共同開拓海外金融市場。傳統(tǒng)銀行擔當資金“第三方的存管”，互聯網企業(yè)負責業(yè)務拓展和技術維護。在海外發(fā)展互聯網金融時，盡可能使海外業(yè)務與國內業(yè)務使用同一平臺，或技術端口易于對接。這樣長期將有利于各國與中國在金融乃至貿易領域的交流。

  國家做好頂層設計

　　各國政府對國外金融機構“走進來”都頗有戒心，往往會設置苛刻的條件。中國作為全球范圍內快速崛起的大國，容易成為“重點關照”的對象，需要做好頂層設計，減少金融機構“走出去”的障礙。

　　一方面，要讓國際社會了解并感受到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尊重國際金融規(guī)則和慣例，力圖避免給其他大國造成“闖進瓷器店的大象”的印象。另一方面，也要呼吁并推動一些金融領域“游戲規(guī)則”的改革，使之反映現實情況和實力的變化，使這些必然會逐步發(fā)生的新變化在宏觀上有利于中國的長遠發(fā)展，在微觀上有利于中國金融機構獲得參與優(yōu)質項目的平等機會。

  保護合法利益

　　當前，金融機構“走出去”面臨著日趨復雜的國際環(huán)境。以跨國銀行被罰款為例，近幾年，此類事件日益增多。2009年，美國政府掀起查稅風暴，瑞士銀行被罰款7.8億美元，并交出了所有美國人的秘密賬戶記錄。2010年3月，美國《海外賬戶納稅法案》生效，規(guī)定外國銀行、基金管理公司、保險公司、對沖基金必須將美國公民賬戶信息交給美國稅務機構，否則將被視為不與美國政府合作。若“不合作”的外國金融機構在美國有收入所得，美國將對其在美收入課以30%的懲罰性稅收。

　　英國、歐盟也紛紛加大金融罰款力度。此外，反洗錢已成為西方國家金融當局掌握的最令跨國銀行捉摸不透的懲罰理由。

　　面對繁雜的海外發(fā)展環(huán)境、多變的政策法律環(huán)境以及適用性不一的各類規(guī)則的不斷產生，金融機構做到100%不“犯錯”是很難的，何況有時候是當地政府基于政治經濟等因素考慮有意為之。當前，中國金融機構“走出去”仍處于初期階段，尚未引起當地政府的充分注意，隨著“走出去”程度的加深，中國金融機構面臨的此類風險將逐步增多。中國政府應有所作為，充分利用多種政治外交手段，如簽署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加強與國際組織合作等，切實保障中國海外金融機構的合法利益，有效降低金融機構國際化發(fā)展風險。

   協調對外資本輸出的主體行動

　　在對外投資時，讓國有機構之間保持適當的良性競爭，對國家而言，由于有多渠道的信息和各種結果之間的比較，將更容易了解實際情況和做出戰(zhàn)略決策。為防止惡性競爭，也要事先做好制度建設，明確可為與不可為之事。

　　中國對外投資的國有主體較多，有開行、口行、五大行、絲路基金等，機制上要保證有分工、有協作，也有適當的競爭，盡量規(guī)避對優(yōu)質海外標的競相抬價行為的出現，也要對扎堆進駐某些發(fā)達國家如美國的現象進行規(guī)范。

　　鑒于國有身份時常成為跨境投資的阻礙因素，尤其是在能源、資源等敏感性領域，國有主體“走出去”，應適當淡化國有身份，應突出行業(yè)性、專業(yè)性和生產性等業(yè)務能力，條件允許時，最好低調進行。

  松綁企業(yè)“走出去”制度

　　國家不僅要支持中國的央企、地方國企以及當地政府及國企，更要支持中國的民營企業(yè)以及當地的民營企業(yè)，特別是新興企業(yè)（如互聯網企業(yè)）——這些企業(yè)代表著新興力量，影響力巨大?？煞e極推動各類民間投資主體投資對國家整體利益有利、于投資者也有利可圖的項目。在一些敏感領域，民營企業(yè)“走出去”更易成功。同時，國企“走出去”集中在能源和基礎設施領域，新興主體“走出去”亦可大大豐富“走出去”產業(yè)結構，如對國外處于孵化期的高技術公司的投資，由新興主體進行更為合適。

  提供信息服務

　　近年來，東道國政府干預、蠶食式征用、政策法律變動、民族主義行為、恐怖襲擊、內亂和戰(zhàn)爭等政治風險日益凸顯，國家部委在及時、權威的政治信息服務等方面應發(fā)揮更大作用，如定期出具國家/地區(qū)政治風險評估分析報告，指導企業(yè)建立海外投資安全風險管理體系等。中國駐外使館的網站應成為所在地經濟信息的發(fā)布窗口。財政供養(yǎng)的科研院所（如各類拉美、東南亞研究所等），也應由大而化之的研究轉向細分研究。

　　另外，中國的金融機構在海外開展業(yè)務，需對當地的物流、資金流有較充分的了解，這樣才能對項目的整體情況和風險進行判斷。但由于中國金融機構才剛剛邁出“走出去”的步伐，所以普遍對海外“物流”、“資金流”的情況缺乏了解，因此在看項目的時候容易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且，當企業(yè)意識到并想了解“物流”、“資金流”的情況時，卻常常苦于連了解的渠道和該渠道信息的可信度也不知道（即對當地的“信息流”也不了解）。

　　近些年國內企業(yè)積極“走出去”，有經驗也有教訓，積累了不少有價值的信息，只是分散在各處，系統(tǒng)性不強。同時，政府可通過政策引導，扶持民間機構專職進行海外投資相關信息搜集、整理、挖掘和使用工作，也要鼓勵有海外經驗的大企業(yè)積極進行信息的共享，構建一整套涵蓋考察調研、對接洽談、宣傳推廣、咨詢培訓、知識產權保護、爭端解決等在內的海外投資解決方案，為企業(yè)“走出去”提供更好的信息支持。

　　(本文作者介紹：蘇寧金融集團常務副總裁，兼蘇寧金融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