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凌晨1點，楊絳先生在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逝世，走完了105年的人生。噩耗傳開，網(wǎng)絡(luò)哀思、悲悼滿屏。

“最賢的妻，最才的女。”這是楊絳之夫錢鐘書先生的評價。樸實、本真、睿智、堅韌、達觀、淡定……楊絳身上所有這些美德散發(fā)出的人性光輝，贏得了世人的崇敬和思念。

楊絳是江蘇無錫人，身為文學(xué)家、翻譯家，她翻譯的作品以《堂吉訶德》最為著名。她說父親是衛(wèi)護民主法治的“瘋騎士”，理解了父親，也就領(lǐng)會了“瘋騎士”堂吉訶德向風車宣戰(zhàn)的意義；她還說在她一生中也一直努力做一個不媚上、不欺下，謹守忠恕之道、正直誠懇的人。

與父親的骨血相承，她敢怒敢言，全力守護好丈夫錢鐘書的“癡氣”，為他打官司、鳴不平；女兒錢瑗是她得意的生平杰作，只是女兒和丈夫都先于楊絳走了。這次，楊絳“回家”了，他們在天堂里團聚了，他們的靈魂彼此間都是熟識的，永遠不變的，就像在楊絳曾做的萬里長夢中相見時一樣。

《圍城》中，有個錢鐘書偏愛的人物——唐曉芙，當方鴻漸想去拜訪她的父親時，唐曉芙笑著說，“你除非有法律問題要請教他，并且他常在那法律事務(wù)所里，到老晚才回來”。

楊絳作為“最高標準”讀者，為這部虛構(gòu)小說作注釋時，唯獨沒有對錢鐘書偏愛的人物交代出處，但他們身邊確實有這樣一個在法律事務(wù)所工作又不干預(yù)女兒自由的父親：楊蔭杭。

楊蔭杭是中國近代著名法學(xué)家，曾先后留學(xué)日本、美國，獲早稻田大學(xué)法學(xué)學(xué)士學(xué)位、賓夕法尼亞大學(xué)法學(xué)碩士學(xué)位。1911年辛亥革命后，經(jīng)張謇推薦，任江蘇省高等審判廳長，之后歷任浙江、北京等地司法高官，主張司法獨立。

楊絳曾回憶：“那時候，我父親不復(fù)是鼓吹革命的‘激烈派’。他在辛亥革命后做了民國的官，成了衛(wèi)護‘民主法治’的‘瘋騎士’……”

楊絳晚年在《回憶我的父親》一文中寫道：“我父親當了江蘇省高等審判廳長，不久國家規(guī)定，本省人回避本省的官職，父親就調(diào)任浙江省高等審判廳長，駐杭州。惡霸殺人的案件，當時的省長屈映光、督軍朱瑞都回護兇犯。督軍相當于前清的撫臺，省長相當于藩臺，高等審判廳長算是相當于臬臺，通稱‘三大憲’；臬臺當然是最起碼的‘大憲’，其實是在督軍省長的轄治之下?？墒菗?jù)當時的憲法，三權(quán)分立，督軍省長不能干預(yù)司法。這就造成僵局，三權(quán)分立而分裂——至少分裂為二。我父親堅持司法獨立，死不讓步。我不知雙方僵持多久，約一九一五年袁世凱稱帝前夕，屈映光到北京晉見袁世凱，我父親就調(diào)任了。”

據(jù)史書記載，朱瑞與屈映光在任期間，數(shù)次進京，或被召見“面商要政”，或呈請入覲。1915年，帝制運動起，朱、屈兩人聯(lián)名進勸，率先發(fā)電擁戴“洪憲皇帝”早日登基，是各省軍政首長中支持袁世凱稱帝最為積極者之一。

然而，就在這么兩個與袁世凱關(guān)系非常密切的“土皇帝”面前，楊蔭杭仍然堅守法律原則，堅持要判處犯了殺人罪的惡霸死刑。屈映光見壓服不了楊蔭杭，便乘赴北京晉見袁世凱之機，告了楊蔭杭一狀，說“此人頑固不靈，難與共事”。

幸虧袁世凱的機要秘書長張仲仁是楊蔭杭在北洋大學(xué)求學(xué)時的同窗老友，找機會向袁世凱報告了事情的來龍去脈。袁世凱知道強龍不壓地頭蛇，親筆批了“此是好人”四字，便將楊蔭杭調(diào)到北京，改任京師高等審判廳長，這段公案才告一段落。

1917年5月，楊蔭杭擔任京師高等檢察廳長期間，調(diào)查津浦鐵路管理局租車購車舞弊案時，曾傳訊交通總長許世英，轟動一時。1919年辭去官職后，楊蔭杭先后任《申報》副總編兼主筆、律師和自由評論家。他當律師時，每一張狀子都自己動筆，悉心策劃，為不少人求取公道，化解許多訴訟糾葛。他的正直、嚴謹在潛移默化中對年少的楊絳產(chǎn)生很大影響。

楊絳16歲時，在振華女中高中部讀書，一次學(xué)生會要各校學(xué)生上街宣傳，楊絳也被推選去參加。但她卻擔心自己個頭小，向父親求救，問能不能說“家里不贊成”而不去，父親卻一口拒絕，說：“你不肯，就別去，不用借爸爸來擋。”

楊絳說：“不行啊，少數(shù)得服從多數(shù)呀。”

父親說：“該服從的就服從；你有理，也可以說。去不去在你。你知道林肯說的一句話嗎？Dare　to　say　NO！敢嗎？”

楊絳第二天到了學(xué)校，堅持說：“我不贊成，我不去！”為此還挨了老師狠狠的批評。

父親的“瘋騎士”精神，讓楊絳敢言。有人回憶說，一次批斗會上，面對造反派的戰(zhàn)斗檄文，其他批斗對象都低頭認罪，楊絳卻紅著臉、抬著頭說：“事實不是你們說的那樣！”

錢瑗的性格也受其熏陶影響，在《我們仨》中，有這樣一段對話，楊絳問：“錢瑗她像誰呀？”錢鐘書說：“愛教書，像爺爺；剛正，像外公。”

錢鐘書和楊絳父親詩文上有同好，有許多共同語言，常說些精致典雅的淘氣話，相與笑樂。

錢家人說錢鐘書“癡人有癡福”，楊絳也認為他作為書癡是有癡福的，好比富人“命中的祿食”那樣豐足，會從各方面源源供應(yīng)，而錢鐘書的高興就是她所理解的“癡氣”的表現(xiàn)。

楊絳筆下有一段錢鐘書父女淘氣玩耍的描述：

晚飯以后，父女兩個玩得正酣，鐘書怪可憐地大聲呼叫，“娘，娘，阿圓欺我！”

阿圓理直氣壯地喊：“Mummy娘！爸爸做壞事！當場拿獲！”

鐘書笑得都站不直了，緊閉著眼睛說，“我不在這里！”

阿圓說：“有這種alibi（不在犯罪現(xiàn)場的證據(jù)）嗎？”

看到這一幕，楊絳也笑了，三人都在笑。生在法律世家，幼年早慧的錢瑗才能蹦出這樣的法律詞匯。

就像《圍城》中有段方鴻漸對唐曉芙的感慨，不愧是律師的女兒，不聽他解釋，也不讓他插嘴，因為她知道法庭上盤問見證的秘訣，不讓他分辯，雖平日愛她的聰明，此時只希望她拙口鈍腮，不要這樣咄咄逼人。

最后，方鴻漸絕望地承認自己就是個騙子，不敢再辯。但這時唐曉芙鼻子忽然酸了，恨不能說：“你為什么不辯護呢？我會相信你……”

事實上，楊絳差一點也做了律師。考大學(xué)時，她想選擇讀法律，但父親不需要她做幫手，她最后選擇了政治系，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徑盡力。

辯護，這個看似簡單的法律詞匯，似乎也貫穿在錢鐘書和楊絳的生命中，他們探求真相，卻沒有站出來反擊，而是順隨著時間和命運的裁決，但在某些事情上，楊絳又顯現(xiàn)了她的原則。

文化大革命期間，錢鐘書被人背后捅刀子的材料上了大字報，他才知道自己“所犯何罪”，他和楊絳愛玩“福爾摩斯”，兩人一起偵探，探出并證實誣陷者就是某某人。楊絳為錢鐘書與世無爭遭人嫉恨而感到憂慮，但錢鐘書說：“不要愁，他也未必能隨心。”事實果然得到證明，楊絳也佩服他這種大智慧。

可在他們共同志趣的問題上，楊絳就義無反顧地站出來，為錢鐘書辯護，為她自己辯護。

1997年，錢鐘書在病中，有人屢屢侵犯其著作權(quán)，楊絳不勝困擾，向國家版權(quán)管理機關(guān)致信投訴過《錢鐘書評論卷一》《記錢鐘書先生》兩書的侵權(quán)問題，請求予以保護。

2013年5月，媒體報道一批總量逾百件的錢鐘書、楊絳的信札手稿藏品，將于6月22日亮相北京中貿(mào)圣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拍賣現(xiàn)場。

由這家公司拍賣的這批藏品包括66封錢鐘書書信和《也是集》手稿，12封楊絳書信和《干校六記》手稿，6封錢瑗書信等，主體是錢鐘書上世紀80年代與時任香港《廣角鏡》雜志社總編輯李國強的書信往來，其中涉及不少對歷史和學(xué)人的評判。

獲悉此消息后，楊絳立即給李國強打去電話，既受傷又憤怒地責問：“我當初給你書稿，只是留作紀念，通信往來是私人之間的事，你為什么要把它們公開？”

楊絳隨后又發(fā)出聲明，堅決反對拍賣，稱如果拍賣如期進行，她將訴諸法律。

是年5月27日，北京大成律師事務(wù)所高級合伙人王登山接受楊絳委托，代其采取維權(quán)法律行動，當天即向中貿(mào)圣佳公司發(fā)出了要求停止拍賣的律師函，緊接著又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交了“訴前責令停止侵害著作權(quán)申請書”。

拍賣叫停后，楊絳懇求法院判令中貿(mào)圣佳公司與李國強停止侵犯她隱私權(quán)、著作權(quán)的行為，在媒體上公開賠禮道歉，補償因侵害著作權(quán)給她造成的50萬元經(jīng)濟損失，支付15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支付她為制止侵權(quán)行為所支出的合理費用0．5萬元。

2014年2月，北京二中院判決中貿(mào)圣佳公司停止侵害涉案書信手稿著作權(quán)行為，賠償10萬元經(jīng)濟損失；中貿(mào)圣佳公司、李國強停止侵害隱私權(quán)的行為，共支付10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就其涉案侵權(quán)行為向她公開賠禮道歉。

楊絳維權(quán)初勝，但被告中貿(mào)圣佳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2014年4月，北京高院作出了維持原判的決定。

假若楊絳當年真成了女律師，說不定早早自己直接上法庭了，但她和錢鐘書一樣，本是一個與世無爭的人，這一次，為了守護丈夫“癡氣”的果實，守護家人間的隱秘情感，又一次站出來敢怒敢言了。這真是一代文豪錢鐘書不得不謂之幸運的“癡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