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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怎樣讀《史記》

    來源:北京日報

    話題嘉賓

    韓兆琦 中國《史記》研究會名譽會長

    張新科 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趙明正 北京工商大學副教授

    《史記》為何時至今日仍能閃爍光輝

    主持人:今年是司馬遷誕辰2160周年,史學界在不久之前還舉辦過紀念會議。今天來看,經(jīng)歷了兩千多年,《史記》所體現(xiàn)出來的哪些精神、追求依然具有時代價值呢?

    韓兆琦:我認為,《史記》在經(jīng)歷了兩千多年風雨后,仍具有很強的現(xiàn)實意義,主要體現(xiàn)在其進步的民族思想、卓越的經(jīng)濟思想、人民性的思想追求三個方面。

    漢武帝一生發(fā)動的戰(zhàn)爭有伐匈奴、伐大宛、伐東越、伐南越、伐朝鮮、通西南夷等。其中除了對匈奴進行的戰(zhàn)爭屬于正義自衛(wèi)反擊外,大多屬于非正義的擴張掠奪。司馬遷明著于史,其同情顯然在被侵略、被掠奪的一方。司馬遷是漢代被壓迫人民與被侵略、被掠奪的少數(shù)民族共同的朋友。司馬遷所宣傳的這種各民族友好一家的思想深入人心,它已經(jīng)成了兩千年來團結(jié)、凝聚境內(nèi)外各族中華兒女共同建設與保衛(wèi)神圣家園的強大精神力量。

    司馬遷主張農(nóng)、工、商、虞四者并重,反對秦朝以來統(tǒng)治者一貫推行的“重本抑末”。在當時的統(tǒng)治者看來,商人不是勞動者,他們不創(chuàng)造財富,他們被看做是對整個社會有害無益的。封建主義最理想的藍圖就是男耕女織、自給自足、小國寡民。司馬遷這種非常重要的經(jīng)濟思想,被壓抑了兩千多年。試想,如果從司馬遷那個時代,真來一個“工農(nóng)商虞”四者并重,那中國的古代史又將是一種什么局面呢。

    《史記》與其他20多部“正史”的最大不同是司馬遷不媚權(quán)貴,堅持實錄,實事求是寫歷史。同時,司馬遷在《史記》中描寫了大量的小人物,如游俠、隱者、食客、贅婿、卜者等。《史記》中有許多大人物所干的轟轟烈烈的大事件,但這些大事件都是靠小人物的幫助完成的:信陵君竊符救趙是靠了侯嬴、朱亥;平原君能搬來楚兵,并堅守圍城,是靠了毛遂、李同;孟嘗君能脫離秦國,并在齊國干一番事業(yè),是靠了馮諼等。因此若說司馬遷給信陵君、平原君、孟嘗君立傳,其實際目的就是為了表彰侯嬴、朱亥、毛遂、李同、馮諼等這些下層人物,我看也是可以的。不媚權(quán)貴、敢于批判腐朽黑暗,重視社會下層、努力歌頌小人物,是《史記》中民主性突出表現(xiàn)的兩個方面。

    司馬遷從“人”出發(fā)去考察歷史,從而形成了獨具人文特色的一家之言

    主持人:您認為司馬遷的《史記》最獨具的特色是什么?

    趙明正:司馬遷善于吸收前代史書的精華,把它們?nèi)趨R包攝在《史記》中。如《春秋》“長于治人”的社會價值就為《史記》提供了精神范例。司馬遷指出《春秋》具有“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的特點,并努力繼承它以“人事”為指歸的精神,從“人”出發(fā)去考察歷史,從而形成了獨具人文特色的一家之言。

    司馬遷生活在思想界由百花齊放到群論一律的變革時期,尚能領略百家爭鳴的遺風余韻,因此在文化觀點上主張批判繼承和兼容并包。梁啟超就推崇司馬遷是古代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于孔子之學,頗得力于《春秋》,西南學派(老莊)、北東學派(管仲齊派)、北西學派(申、商、韓)之精華,皆能咀嚼而融化之。又世在史官,承胚胎時期種種舊思想,磅礴郁積,以入于一百三十篇之中,雖謂史公為上古學術(shù)思想之集大成可也。”可見,先秦漢初文化中的民本思潮和理性傳統(tǒng)是司馬遷人文思想的深厚歷史淵源。

    但是,司馬遷對先秦諸子是批判接受的,他批判的基準就是“人”。如他批評儒家“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認為他們禮節(jié)繁瑣,不夠通達,其著眼點是人。評陰陽家“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評墨家“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著眼點是人的感性欲求,認為墨家的節(jié)欲思想有悖于人的天然本性。評法家“嚴而少恩”,是著眼于人的自由發(fā)展。對道家評價最高,肯定了它“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認為它有利于人的個性才能的發(fā)展。司馬遷把“人”作為出發(fā)點,從人的生存和發(fā)展出發(fā)來審視、衡定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這就與儒家的人倫文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后者認為文化是人的先行規(guī)定,而司馬遷則認為文化是為人存在、為人服務的。在儒家地位趨于獨尊的文化專制時代,這是極為難能可貴的人文精神。

    《史記》之所以具有生命力,還在于它作為一條文化鏈,有傳播者,有接受者,有研究者,歷代不絕

    主持人:兩千年來,《史記》一直都被奉為經(jīng)典,除其自身的魅力外,還有什么原因使其保持著長久的生命力?

    張新科:司馬遷的《史記》具有永久的魅力與生命力。其魅力在于它深刻而獨特的思想,在于它通過幾千年歷史體現(xiàn)了人性的光輝和我們的民族精神,在于它文本的整體系統(tǒng)結(jié)構(gòu)和強大的藝術(shù)力量。正是這些魅力,形成了《史記》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影響力和永恒的生命力。

    《史記》之所以具有生命力,也來自于歷代讀者對它的消費與接受,它作為一條文化鏈,有傳播者,有接受者,有研究者,歷代不絕,乃至于形成一門學問——“史記學”。這門學問的形成過程,就是《史記》生命力延伸的過程。漢魏六朝是《史記》的傳播和初步研究時期,此后不斷發(fā)展,20世紀以來進入研究的高潮時期?!妒酚洝返纳€來自于它世界性的傳播與研究。據(jù)史書記載,《史記》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傳播到了朝鮮半島?!妒酚洝穫魅肴毡疽延幸磺Ф嗄甑臍v史。據(jù)覃啟勛考證,“《史記》是在公元600年至604年之間由第一批遣隋使始傳日本的”,明清之際,是《史記》東傳日本的黃金時代?!妒酚洝穫魅肴毡竞?,對日本的政治、文化等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在日本,各種形式的《史記》抄本、刻本,或選本,或全本,數(shù)量在百種以上,《史記》的傳播和普及程度是非常廣泛的。在歐美國家,《史記》也愈來愈受到重視,全本的俄語、法語版《史記》已經(jīng)問世,全本的英語版《史記》也即將完成。世界范圍的《史記》研究也愈來愈深入,顯示出《史記》永久的魅力和生命力。

    今天我們該怎樣讀《史記》

    主持人:近些年來,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越來越為當代人重視,《史記》也成為熱門書,今天我們該怎樣讀《史記》或者說從《史記》中我們能讀出什么?

    趙明正:讀《史記》應讀出司馬遷的人文精神。司馬遷看到人的才能發(fā)展促進了人的個體意識的覺醒,“夫士業(yè)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憤發(fā)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都是表現(xiàn)人們要求施展才能,改變自己與生俱來的社會地位。司馬遷所關(guān)注的個體不是道德的化身,而是有各種缺陷的人;他考察個體的人不是觀照他們?yōu)榫?、為臣、為父、為子的抽象本質(zhì),而是觀照其活生生的個性;他沒有按照這些人的社會角色寫出他們應該擔負何種社會責任,而是寫出他們按照各自不同的自由意志所從事的社會活動。馬克思說得好:“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fā)展的歷史,而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

    張新科:優(yōu)秀歷史人物隨著時代的變化仍然顯示出魅力,比如說《史記》里面記載的從先秦到漢代的人物,為什么我們今天還研究它,還從這些人身上得到力量,那是因為這些人身上有價值。如果沒有價值的話,人們早就把他拋棄了。

    我們作為讀者,閱讀《史記》這樣的優(yōu)秀傳記,會從這些傳主身上得到一種生命的啟迪。一看歷史上的這些優(yōu)秀人物,這樣的有為,自己也就產(chǎn)生一種共鳴,然后引發(fā)自己的行為反應,覺得我應該像這樣去做。這就產(chǎn)生一種積極的作用。就像司馬遷當時為什么發(fā)憤著書,在逆境中去完成《史記》,他也在前代人那里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我們今天去讀《史記》等古代傳記,也能從他們身上得到一種精神的力量。

    以《史記》為代表的這樣一些傳記,我們從里面不光是得到一些歷史知識,更多的是如何去做人,實際上就是得到一種生命的啟迪。從正面人物身上可以得到一種力量,從反面人物身上可以得到一種教益。有一些人我們也不能決然地說是好人壞人,也有一些處在中間,你無法用好壞去判定他。不管什么樣的人,要他們十全十美,肯定很難。我們主要看他身上的主旋律,會給我們一種精神上的啟迪,所以胡適說“傳記可以幫助人格的培養(yǎng)”。傳記是人類生命的一種特殊載體,是素質(zhì)教育的最好讀本。而且讀者通過傳記看到的不光是傳主一個人,也是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精神的體現(xiàn)。優(yōu)秀的傳主、有價值的生命就是魯迅先生所贊揚的“中國的脊梁”。

    (主持人:黃月平 郭揚)

    閱讀延伸

    《史記》名稱之來由

    《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稱“太史公書”,或“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據(jù)現(xiàn)知材料考證,最早稱司馬遷這部史著為《史記》的,是東漢桓帝時寫的《東海廟碑》。“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

    繼承《春秋》精神撰寫《史記》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鬃幼浜笾劣诮裎灏贇q,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顯揚志業(yè)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魯哀公獲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司馬遷撰寫《史記》,是紹繼《春秋》,止于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之時。

    然而,司馬遷繼承《春秋》,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tǒng),而且是重視《春秋》的性質(zhì),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梢?,司馬遷對“春秋之義”和“春秋筆法”心儀已久,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貶精神,撰述《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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