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誠和他的時代

對商人，尤其是中國的商人或所謂成功人士，中國一流的文人多沉默不語。我相信這沉默飽含了太多的內容，它遠不同于大眾的態(tài)度，后者多是又妒又羨的；它也不同于為富貴樹碑立傳的態(tài)度。沉默里有一流的心智對自己思想無力的無奈，有一流的心智對世間人物和實踐的期待。

金錢即力量。尤其是今天，發(fā)展、資本、增長……已成為我們時代的事業(yè)，已成為大至文明、種族、國家，小至個人的精神意識。在李嘉誠、楊致遠、孫正義等人的光芒已遮蓋了傳統(tǒng)權力掌握者如克林頓、董建華之后，成功人物的境界和生命形式又有了新的含義。對比起來，“儒商”或“商儒”一說是太輕巧了，它遠未能說明李嘉誠一流的當代成功人士在人類社會權力的變遷中扮演的角色。在暴力（權力）、金錢、知識的力量變遷中，后來者總會對前者有所重組、整合。在大眾社會里，比爾.蓋茨的影響已凌駕于政治人物之上，知識經濟又深刻地影響著實物經濟，網絡生活正重構傳統(tǒng)產業(yè)的圖景樣式，等等，即為明證。

近200 年來的中華文明，走過了一段坎坷屈辱的歷程。西元1949年以后，文明的地理環(huán)境雖分離多元，但大體上都穩(wěn)定下來了。文明的新生重建或以試驗（在大陸）、或以光復（臺灣）、或以中西混合（香港）等形式展開。

這些展開的內容以千千萬萬人的生命歷程、幾代人的時間為代價，論證了我們文明在現代世界里的諸種可能的命運，從而為古老文明的現代新生和偉大復興作了預演。大陸在試驗之后重獲人的自覺，出現了對傳統(tǒng)文明和世界文明普遍價值的認同和回歸。臺灣則在政治文化的演進里走出了自己的路，同樣為博大包容的中華文明體系注入了活力。

沖突最為激烈的是香港。語言、種族、膚色、習俗……五方雜處，傳統(tǒng)文明是否還有價值，是否還具有原創(chuàng)能力？在精英文化界，以牟宗三為代表的新儒家企圖呼應臺灣諸學者的努力，論證傳統(tǒng)文明的現代創(chuàng)造性轉化，企望“老內圣”能開出“新外王”；在大眾文化領域，以金庸為代表的小說家則竭力追溯、闡發(fā)、宏揚傳統(tǒng)文明的價值。但文化領域的嘗試均以失敗告終，新儒家的缺陷，其與現代社會里的桿格有目共睹；金庸雖力倡原儒精神、大俠情懷，也最終意識到這一文明最有光彩的內容無法在傳統(tǒng)社會里生存（典型如蕭峰�！堵苟τ洝房赡苁亲詈笠淮螄L試，但最無足觀的韋小寶在這社會里如魚得水，而憂國憂民者陳近南走上絕路……則仍以小說無情的邏輯宣告?zhèn)鹘y(tǒng)社會文化的失敗。金庸自此以后封筆）。

所有這些在智力領域里無力突破的文明夢想，卻在實踐領域里得到了最好的收獲。即中國人、中國文化以香江一地為舞臺，與西人、西方文化相處、碰撞、貼面肉搏，相輔相成，在人們都以為這里是“文化沙漠”的地方，出現了真正經受考驗過的生命健旺壯盛的種子。文化上，對傳統(tǒng)文人士大夫的揚棄，從而成就出現代專業(yè)分工的知識人；行政上，鍛煉出傳統(tǒng)社會不曾有過的公務員隊伍；在民生日用的經濟領域，則出現了包玉剛、鄭裕彤、李兆基、郭得勝、霍英東等一大批市場巨人。在這其中，李嘉誠是一棵長青樹，佼佼者。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文明的幸事。在文明的共同體苦難的歷程里，中華文化在列國競爭的世界里處于弱勢，文化“花果飄零”。彈丸之地的香港，在最激烈的沖撞里反而孕育了文明新生命運的因子。

李嘉誠，就屬于這樣一個時代。

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生長季節(jié)。很多人都已注意到了李嘉誠們的幸運，天時、地利，等等。也如很多人注意到的，盡管每一代人都有可重復性，但李嘉誠卻是空前絕后的。李嘉誠大概是香港市場諸巨人中少有的出身貧寒者，少有的長青樹，在市場和管理的各個領域和各個層面都成功過的佼佼者。李嘉誠的成功正在于，從少年創(chuàng)業(yè)到目前60多年的從業(yè)過程里，他幾乎抓住了命運賜福的一切機會，并利用發(fā)揮至完美。

李嘉誠成長、創(chuàng)業(yè)的年代，環(huán)境有著巨大的機會、也有著巨大的風險。每一次動蕩都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壓力，給無數的小業(yè)主帶來了災難，千千萬萬的小商人在時代的輪盤賭上轉眼破產、輸得精光。李嘉誠讓人嘆服、著迷、羨慕之處，也正在于他有如神助，避過風險，而把握了機會。

這是一個典型的白手起家而成功的神話，千千萬萬人的夢想，而李嘉誠幫他們實現了這一夢想。他出身社會基層知識分子家庭（在今天的大陸社會被稱為“草根知識分子”），父親李云經先生一度經商，失敗后回家鄉(xiāng)教書，最終在地方教育上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所。李云經先生是一個敬業(yè)的教育家，是中國傳統(tǒng)教育那種傳道與授業(yè)解惑集于一身的教育家。李嘉誠在童年因此受到很好的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他的聰明也很早顯露出來。學校給了他信心確認和個性發(fā)揮的機會，父親給他做人的境界和道理。然而，這一正常的健康的成長歲月很快為時代的車輪碾碎，時運世運，國事家事，一個落后民族及其家庭個體細胞的命運 注定無力自主，父親不得不帶著一家人逃難到香港。在一個從無根基的地方生存，可謂重新做人，事業(yè)和閑暇都已是奢侈，生計迫在眉睫，全家人的命運由他決定。而李嘉誠的父親李云經先生沒能重新開始，就在憂憤貧病中離開了人世。這樣一個家庭的悲歡離合正是我們民族經典的血肉文本。天災、戰(zhàn)亂、動蕩、逃亡……寡母弱子，在千余年來大量的說部中都可以看到。在李云經的身影倒下之后，全家人的生活、弟弟妹妹們的成長就落在了十來歲的李嘉誠身上。

李嘉誠居然承擔下來了。他不再上學，他最先努力的乃是適應社會這所學校，到茶樓做“茶博士”，到舅父公司里做小職員，在五金公司做街頭推銷員，雖然艱難，然而卻可讓一家人能吃上飽飯，而且他也很快了解、熟悉了社會的各色人等和謀生的諸種方式。社會對于他不僅是嚴厲的、殘酷的（他完全了解到在那里不能做著感情的交易，他的情感也因此很少外露，他避免一切感情的沖突），而且對人的每個舉動都有著呼應，“天道酬勤”，世道無欺，他來了，他看到了，剩下的只是他如何自處和報世，他如何展開、“征服”和成功。應該說，李嘉誠做得相當出色。少年的歡樂、人性的懶散和嗔欲，在他身上幾乎找不到什么跡象。他的精力幾乎完全花在生意上了，花在與人與錢打交道上了，花在掙取他和家人活命的資本上了。令人驚奇的是，他絲毫沒有放棄學習，他用到廢品站收購舊教材的方法自學而掌握了基本的知識，包括英語這樣的交流工具。學習甚至成了他生活和事業(yè)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他仍每天堅持聽英語新聞。這樣一個人的成功幾乎是必然的。

凡是跟李嘉誠同過事的人都對他的能力有著極深的印象，幾乎沒有人認為他會甘于平庸：寄人籬下，做一個小小的打工者。他在剛剛步入商場時表現出一種學生的心態(tài)，除了像學習功課一樣地努力工作外，李嘉誠將他認可的做人準則放到工作中，放到處理與他合作的老板和工友的關系中。以誠待人，這個少年對環(huán)境的老實姿態(tài)，延續(xù)成為他的做人方式，李嘉誠因此在商場上獲得了很高的信譽。數年之后，他已是經理人了，并很快擁有了自己的塑膠公司，那樣近乎手工作坊的企業(yè)，李嘉誠命名為“長江”。從塑膠企業(yè)開始，他掌握了自己的命運，極好地擔當了自己的家庭。在塑膠行業(yè)，他領先風氣，并且也較早地預感并應對其衰落。父親的“盈虧有定”的教育在實證中一定給他留下了印象。他涉足地產業(yè)，每有舉動，似乎逆流而行，但他取得了成功。60年代他雖然一度入籍新加坡，但總的來說，在彈丸之地的香港，陰晴不定，時來風雨，人心飄忽，李嘉誠顯示出了難得的定力。在歪打正著的印象背后，他是一個掌握了人生辯證法則的大師。他在市道低迷時收進，幾年后他的產業(yè)成倍地升值。到70年代初，他已是香港小有名氣的成功商人了。

無論李嘉誠是否以商人自居，他的作為卻已超越了單純的社會角色。用時下流行的話說，他追求第一，在每一領域里都追求最好的，不僅要在地產業(yè)超越百年老店英資置地，而且他把公司包裝上市，他收購英資，在市場上最重要的領域里他競爭過了英資。與其他華人資本家一起，取代英資成為香港最重要的經濟活動力量。不斷挑戰(zhàn)自我，永不放棄學習，使得李嘉誠在眾多的領域里都能進入最高境界。他能夠將塑料雜志上的信息轉化為他工廠的主要產品；能夠及時發(fā)現香港產業(yè)發(fā)展的方向；能夠熟練地應用股市來進行他的企業(yè)擴張；能夠精確地計算出一個上市公司的合理股價；甚至緊隨全球經濟波動確定他在其它地區(qū)不同領域的投資。到八九十年代，李嘉誠的發(fā)展已超越商人一詞的簡單含義，從一個街上遇人就推銷的混生活的少年進入了當代世界精英人物之列。在傳統(tǒng)產業(yè)里稱雄的同時，李嘉誠也能在新經濟里呼風喚雨。他不僅與世界著名的企業(yè)家銀行家建立了良好的關系，還與一些國際政治家交上了朋友。他的家族市值一度占全香港的?.他一個人的財產相當于我們中西部幾億人的財產總和。用古人的話，他已經“富可敵國”。在大陸、臺灣的政治神話遠遁之后，李嘉誠給予了另一種神話，黃金白銀時代的神話。人們不用強迫即釋服，不用勸說即跟從。這是一個生活在我們中間卻把我們的欲望調動起來的超人。

在追尋李嘉誠獨一無二的性格品質時，我們應該考察他成長中作用于他的可能的情況，這些情況需要“還原”成我們易于感知的人情世故的實在圖景，李嘉誠的心路歷程應該是我們能夠猜想也能夠溝通的。惟有如此，我們才能在沉默和崇拜外獲得平常的心態(tài)。當少年李嘉誠要獨力支持全家人生計時，他會怎樣看待這個世界呢？生活的艱難對他的思想和做人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呢？因為事后的追述總會讓人感嘆造化的神奇，如西哲對西方歷史的解釋，“劇本早已寫好，只是等待歷史的展開”。解讀李嘉誠的人生軌跡仿佛如是。

如前說，李嘉誠有一個正常的童年，并受到的良好的教育。其對李嘉誠的影響是極難得的。馬克思曾稱贊希臘文明，以為那是正常的兒童，其創(chuàng)造的文化有一種高貴的品質，健康的心態(tài)，是后來者不可企及的典范。李嘉誠出身并非大家、世家子，他出生于小知識分子家庭，在生活和世界的邊緣，這種家庭出身的孩子，也是健康的，他們聰敏、靈氣、良善、溫情，不走極端。但對大部分受過良好童年教育的孩子來說，接下來是青少年時期的一帆風順，如果沒有意外的悲劇使他們顛離生活的軌道，他們將信守自己生活的真理，并以此解釋整個生命歷程的諸種經驗。多數人會由此氣宇不大，成為社會里的一類型，而非獨特的“這一個”。然而，文明轉型的艱苦降臨在每個個體生命和家庭，無論自愿或者被迫，他們都必須重新尋找生活的基礎，必須重新建構對于生活和世界的認知。在此意義上，那個時代的草根知識分子及其后代，都在參與著對社會既有規(guī)則的改造。對于具體的個體生命來說，是某些偶然的、神秘的因素規(guī)定了這樣的努力成為悲劇或鬧劇，從“自鑄偉辭”的革命者淪為神壇下蜷伏的奴婢，或者成為自立法則、自創(chuàng)王國的大師、巨匠。李嘉誠幸運地成為后者。

李嘉誠從小康之家墜入困頓。這種情況使人對世人真面目、世態(tài)炎涼有過早的洞察。他所尊崇的父母在生活面前的無力，也一定導致了他對人生的早熟的體驗。早熟的生命，總是蘊含著不尊重生命，對人輕視、敵視，對公正平等的深深的懷疑乃至嘲弄。生存環(huán)境殘酷，則往往會導致偏狹、報復的心態(tài)，導致了機心、謀略、實用等等。

但是兒時的良好教育以及對家庭的責任擔當，使得李嘉誠能夠避開那種早熟的人生虛無的一面，而對人情世故有著實在的把握：在求人中，生自勵自助之心，同時也獲得對世界同情的了解和愛。其良好健康的心態(tài)發(fā)展至此不是偏向乖戾，而是更為壯實，這一健壯的人格，對人性有基本的洞察把握，又絕無幻想、浪漫，即對什么是付出，什么是獲得有入骨的理解。而避免感情外露、感情的沖突，在市場上搏殺不無冷血殘酷，對敵人的算計能以10年20年為期，其堅忍、工于心計也許正由于這少年時的不幸。

也許對李嘉誠的人生境界影響最大者莫過于其父親李云經先生了。李嘉誠年少時曾在半夜醒來，看見父親仍在燈下批改學生作業(yè)的背影，這件事給李嘉誠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文明史上總是有一些最平凡普通而也最偉大的場景，充分說明了生命的自我實現形式：無私、愛、無人聞問的付出，只對天地或說自我負責，至于世人理解這生命到什么程度，就不是他所關心的了。對李云經先生這種小知識分子，我們社會里最常見的理解方式是：窮酸一輩子，那么辛苦，什么也沒得到，不值得。我們蒙垢的靈性忘記了感動，忘記了正是這樣千千萬萬的人在支撐我們的文明。

從李嘉誠多年以后多次談及此事看，父親及其行為已成為一種象征。父親和那一場景是對李嘉誠人生境界最有力的挑戰(zhàn)、警示和支撐。不能只為名利，只做一個名利之徒，人生在世，有可能成就一種高尚的境界。李云經先生的為人，是作為兒子的李嘉誠不可超越的，那一境界只可以追隨，可以參照。李嘉誠在社會上再怎么成功，如果他不能像父親一樣對世界有忘我的愛，如果他不具有父親那樣的境界，他就不可能告慰一生窮窘的父親。

德國大詩人歌德有句廣為人頌：我年輕時領略過一種高尚的情操，我至今不能忘掉，這是我的煩惱。對李嘉誠亦如是。領受過，就起作用，成為生命的一部分。

李嘉誠由寄人籬下到富可敵國，也就是短短的幾十年時間。個人的生命狀況發(fā)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然而，我們看不到他有什么張狂和戾氣，他仿佛無視自己財富的滋長和力量的擴張，只是沉穩(wěn)地、老謀深算地注視著下一單生意。這期間既有職業(yè)金融家的敬業(yè)精神和職業(yè)倫理，又有著傳統(tǒng)文明對財富的韜晦之術，有著傳統(tǒng)的對世道人心的提防。縱觀李嘉誠一生，他一直堅定地維護著自己的“規(guī)矩”和本分。中西文明在他身上，在他那一代香港商人身上有著較好的結合。 西方文明在中國的展開極為復雜，國人只有在極短的時間里像日本人一樣饑渴地、瘋狂地學習，更多地時候在自傲與自卑、敵視與諂媚之間徘徊，而西方文明扮演了掠奪者、施惠者、肢解者、友愛者、守舊者、激進者各種角色，最終紛紛被扭曲、消解；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成為神權的辯護士，自由主義成為腐敗和剝奪的保護傘。傳統(tǒng)的命運也是如此。而李嘉誠們在無言中，在親身履踐中將敬業(yè)與勤奮、財富積累與本分、自尊與孝順成功地統(tǒng)一了，正是在這方面，李嘉誠給我們的啟示是有益的。

需要說明的是，李嘉誠在50年代的成功之后，在已使自己和家人衣食無憂之后，為什么沒有改行，為什么沒有讀書？

在創(chuàng)業(yè)初期是有要像父親那樣從事教育的想法兒的�！爸�識改變命運”，他后來更深刻地領悟了，并以此為題拍攝了專題教育節(jié)目。他告慰父親的方式之一就是捐助公益事業(yè)，在大陸，最為稱道的是建設汕頭大學和附屬醫(yī)院。他在汕頭大學先后捐助20億元，盡管這所他一手創(chuàng)辦起來的大學至今在學術方面、在畢業(yè)生對社會的貢獻上并無可觀。李嘉誠對教育的認知促使他以父親的姿態(tài)來監(jiān)督弟妹的學業(yè)，同時自己也學習不輟。但是，李嘉誠在剛剛成為企業(yè)主之初的“小富即安”或轉業(yè)想法并沒有影響他后來事業(yè)的擴大。在當時的香港，競爭迫使企業(yè)只有不斷地發(fā)展壯大才能生存下去，近乎自然的要求使得李嘉誠最初的想法不自覺地消失。李嘉誠進入塑膠行業(yè)仍然是一個模仿者，年輕和善于思考使得他敢于嘗試新事物，發(fā)現并生產塑膠花使得他很快在行業(yè)中樹立了領袖地位，并為他積累了相當的財富，這種求新本身也會改變他的初衷。

對李嘉誠來說，很容易發(fā)現，如果不把讀書作為一種做人的方式（立言），如果只是把讀書當作一種工具、手段，那么職業(yè)已無分別，重要的是從知識中獲得內在的自信和外在的能力，重要的是做人和做事（立德和立功）。

我們的傳統(tǒng)以為“太上有三不朽”，其上為立德，其次為立功，其次為立言。其實，德也就在功和言中。做人，他已在絕境的拼搏中感受到人的自由。在他所處的香港，個人在歸屬感上的受限和無能為力（父親和兒時教育給予他的家國情懷至此已蒼茫無限），使得對個人最具挑戰(zhàn)最有誘惑最有機會的是市場，這是生命力量實現的最好地方。這也許是李嘉誠被逼入市場上發(fā)現別有洞天，一樣可以實現人生多種需要，而終扎根于市場的原因。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能了解李嘉誠何以在商場上拼搏了一輩子，何以終生如此勤勉。李嘉誠曾總結說，一為挑戰(zhàn)自我，一為讓股東滿意。在身份認同不太緊要的香港，他對自我實現的要求更為強烈，他要在自創(chuàng)的王國里的成功也極為強烈，那里有著對一種共同體和個體價值感受的真實情懷。

那也是東西方文明、資本、社會的聚焦之地。香港的幸運在于，它在冷戰(zhàn)的歲月里，在一種動蕩然而又基礎穩(wěn)固的條件下，成就了一個全新的華人群體。香港的50年，其社會環(huán)境有如經濟學大師熊彼特對資本主義特征的描述：不斷持續(xù)創(chuàng)造性的社會變遷。這種政治經濟機制和社會環(huán)境疊加在一起，使得人的活力一旦發(fā)揚，成就是驚人的。政治、文化方面的無以突破，卻給了行政、經濟領域無限的機會。

盡管李嘉誠們對政治一直保持距離，在商言商，頗有歐美早期的清教徒之風，但他們的生活和事業(yè)已與政治、文化、文明和國家牢牢地系在一起了。這一點尚無多少人注意到。50年代從事加工企業(yè)與全球性的政治動蕩相關就不用說了。從60年代末開始，李嘉誠在香港的所有收購舉動都與內地政治變化有關：內地“文革”造成的香港移籍潮讓李嘉誠在1967～69年收購了不少廉價地產；70年代后期內地“文革”停止，實施改革開放，曾經吃過共產黨苦頭的英資怡和在香港的信心出現動搖，李嘉誠趁機與其直接競爭并一舉收購和記黃埔；80年代初，中英雙方在香港問題上的爭端再度給市場帶來動蕩，李嘉誠逢低收購港燈和青州英泥；他甚至計劃在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后聯合其他地產商一舉收購置地公司。這期間，李嘉誠借助政治氣氛在股市中低進高出而大獲其利的操作更是數不勝數，他不僅賺得利潤，還因此賺得救市的聲譽。

從窮困少年到“塑膠花大王”，從地產大亨到救市的白衣騎士，從超人到新經濟的領袖，從管理大師到傳媒高科技弄潮兒……李嘉誠的路還在繼續(xù)，他幾乎一直在捕捉先機，發(fā)出時代的先聲。在一個行業(yè)、一個產業(yè)、一種潮流里領先，從小到大，從夕陽產業(yè)到高科技產業(yè)，到后來，跨產業(yè)、行業(yè)、領域，由經濟到文化傳媒到政府公共領域，他總能占據主動，引導前行；這位以資本為對象的戰(zhàn)略大師一生學習不輟，敢于嘗試新的未曾接觸的領域。他對產業(yè)趨勢的判斷和市場時機的把握非常準確，從塑膠花到房地產，再到石油、電視以及當前對數碼港、中藥港計劃的熱衷，每次都不僅適應產業(yè)趨勢的變遷，而且推動了社會的潮流。到后來，李嘉誠不僅富可敵國，而且與一個地區(qū)的經濟、民生和社會發(fā)展有了難解的聯系。我們傳統(tǒng)文化中的那種知足、守常、中和、自給也在李嘉誠這里得到超越，用學者們的話說，他是躍進到現代化的永無止境的變動之中。

李嘉誠濃縮了一個地區(qū)、一個民族、上百年、幾代人的歷史，一窮二白到發(fā)達的進化歷史。這種跨度之大在歷史上是罕有的。

他是否一步步地失去了平常心？

街頭推銷少年，誠實而靦腆。加工塑膠花企業(yè)家，勤奮、機靈、信用。所有這些，還在人們的理解范圍內，還是平常心所能把握的。

可是到了地產中“人棄我收”，到了要挑戰(zhàn)置地，要投資汕頭大學，要弄潮新經濟，70高齡了還難得半日閑，李嘉誠的生活和內心已超乎了尋常人的理解，已非尋常人所能探視和把握了。尤其在擅以名利富貴來揣度人的傳統(tǒng)眼光看來（今日中國多如是者），李嘉誠的行為不可理喻了。他自己也說過，第二個1000萬比第一個1000萬元要容易，到目前，錢對他而言已經沒有了早先的意義。但他依然那么執(zhí)著，是好玩嗎？

對于人的生命可能極境的邁進是多數國人難以理解的。但李嘉誠實實在在地在多個領域里作了嘗試。這里有著老子的智慧，無所不為；有著傳統(tǒng)文化最深的底蘊發(fā)揮著作用，生生不已，其命惟新；有著現代性最本質的要求，惟新是尚。 我們的傳統(tǒng)素有知命之說，李嘉誠在生活事業(yè)上意識到這一點，他知道了人不僅屬于自己，不僅屬于一個家庭，甚至不僅屬于一個家族。大富在天。李嘉誠有自知之明，他就是這樣說的，“創(chuàng)業(yè)時要百分之百靠雙手勤勞換來……之后，機會的比例也漸漸提高，現在運氣已差不多要占三至四成了”。在一個有才氣有靈性的人百倍地付出后，命運之神再也沒有放棄他。像領受了神諭一樣，像清教徒為上帝積累財富一樣，李嘉誠意識到了自己的使命：生命可能的豐富。李嘉誠沒有丟失千載難逢的機會。既然有這樣的機會，就不放棄，就成為最好的，在各個方面的嘗試成為最好的。億萬的財富進出、投資、投機、吞并……沒有硝煙的戰(zhàn)爭，沒有疆域的王國。李嘉誠樂此不疲。他曾經一人擔負全家人生計，現在一人也足夠撬動香港、東南亞。無論被美國《財富》周刊評為千禧年企業(yè)家，還是被《亞洲周刊》評為亞洲2000年第一號最有權力人物，都說明了人們或遠或近感受到了他巨大的存在。

與李嘉誠比起來，他的同時代人物們同樣優(yōu)秀，我們說過那是一個成就了眾多巨人的時代和地方，那是做慣了“螺絲釘”的人想像不及的巨大個體�；粲�東智慧出眾，包玉剛勇冠三軍，鄭裕彤膽略過人，李兆基本分嚴謹，郭得勝雷厲風行……各有特點。李嘉誠則挾傳統(tǒng)文化的精神而來，與新時代博弈，平和、誠實、堅忍，把中華文化的立功之道發(fā)揮得淋漓盡致。在李嘉誠身上，很難發(fā)現他屬于哪一類人，具有哪一類性格。他是平凡的、普通的，然而也是集大成的，是眾人的綜合。他溫情而不過分，厚愛而不過溺。他動輒捐給社會千千萬萬，而給一個求助者只以言傳并濟以少許錢物。也許正是這種分寸感，使他能在社會人生的諸種方面取得成功。即使到目前，他似乎也沒有失去這種分寸感，他的眼光仍足夠敏銳，他的頭腦仍極為靈活，這使得他每有行動總能令世人“大跌眼鏡”，他的行為有眾人想像不到之處，而這行動的成功結果又總如風景驟起變幻一樣蔚為壯觀，神奇地充實了平凡人眾的視野。

但平常心確實失去了。在這方面，李嘉誠更屬于他那一群人，更屬于他那一時代。李嘉誠縱然表現出了作為經營者的獨特的“這一個”，縱然他以投資為出發(fā)點，但他仍有投機的行為后果。在這方面，李嘉誠們并不遜于亞洲金融危機期間興風作浪的索羅斯——只是我們至今缺乏對于索羅斯的認識和判斷。在李嘉誠們購并、大戰(zhàn)英資時，其行止“猶可說也”。而后來，強敵已去，暴發(fā)稱雄，已經求敗不得，其作風“不可說也”�？v然我們缺少價值參照和價值判斷，但這些 資本家們，在資本的炒作里“鞭笞天下”，視萬物為芻狗，一將功成萬骨枯，他們的成功不僅伴隨著千千萬萬的小商人“尸枕狼藉”，而且千百萬的普通民眾不得不忍受越來越奇高的房地產價格、越來越動蕩的社會生活。那真是大亨哼哈，招搖社會，魚肉民眾，怨不能言。一個對于發(fā)達國家和文明社會而言的前現代笑話（經濟危機期間香港的房地產商們就很為西方人嘲笑了一陣），李嘉誠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談論索羅斯、李嘉誠、蓋茨們，用西人的比照系統(tǒng)已難以認識。人道主義的、溫情地善待社會大眾的說法兒已不足以服人，也不符合商業(yè)倫理和資本擴張鐵律。 也正是在這里，李嘉誠們的存在對吾人智慧提出了有力的挑戰(zhàn)。那就是他們不僅有效生產出了當代社會的普通大眾，而且他們引導并規(guī)定了大眾們的生活內容。尚名、尚錢、尚成功、尚簡單的擁有感�！奥萁z殼里做道場”，今天在資本和技術的幫助下，這道場雄闊壯大，不僅全世界的目光為之吸引，而且千千萬萬個體生命的情感和行為也為之規(guī)定，并按指定的方向推進。正像美國的男人們?yōu)樯w茨所苦，李嘉誠的聲威余烈也使政客們的模樣和普通人生活的微小的成功黯然失色。“民日用而不知”，這日用而不知的生命之道竟為成就功名的緊張關系僭越，成為重要也惟一的內容由民眾填充。風云激蕩的香港也因此舉世公認為“文化沙漠”，生活和事業(yè)的目的一旦為簡單的擁有感僭替，用我們文明中最深厚的道理來解釋，就不僅有違人情，而且直干天和。

這一喪失道統(tǒng)的文明發(fā)展格局跟大陸、臺灣的情形異質同構。大陸宏大的、以時間和千百萬人為背景底色的歷史運動，不可避免地會帶來自身的否定、反動、還債。臺灣不僅出現了，而且有了不弱的民族文化分離勢力。香港，一度為弗里德曼這樣的自由主義大師稱道的地方，則把資本運作的深層壟斷與吾人文化的專 斷傳統(tǒng)作了最好的結合。越來越多的人注意到，香港政府力量不僅日益強大，而且政治思維日益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李嘉誠自然也感覺到了，他把投資轉向了海外。但他更經常表現的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反而借力更甚。他忘記了，一個超人的存在，既是偉業(yè)也是罪行；他忘記了，市場上的唯我獨尊的得意傷害了平常的健康的人心秩序；他忘記了，從一個時代一種文明中超拔而出，也必須有效地引導其健康的因素，否則為其反噬，成為人不能同情的異類。

李嘉誠的行事方式就這樣遇到了強有力的抵抗。在大陸，他不得不小心謹慎。 即使如此，他的成功與他在香港地區(qū)的輝煌比仍極失色。這里有傳統(tǒng)文化惰性的一面，也有李嘉誠的事業(yè)有待在更大更縱深的文明內部展開的一面。在中華文化里，在文明共同體內部，李嘉誠仍顯得渺小，仍不足道。

不管怎么說，大陸正在轉型。如中外有識之士一致看到的，這是艱難的轉型。但這種陣痛在香港的歷史上已上演過了，只是與香港發(fā)生的相比，這一次無論在規(guī)模、時間、性質等層面上都堪稱重大。正因為如此，大陸的轉型也引起了李嘉誠的關注。從另一角度講，李嘉誠早已無法置身事外。如前說，他在香港的成功 多與大陸的政治變動相關。大陸政治風云變幻雖讓他撿得“很多便宜”，但他仍與大多數香港人一樣，潛意識里有一種惶惑。如他自己所說，在關心國際市場的同時，他每時每刻都關心著內地的變化。惋惜之外常常是莫名的擔心。處于一個完全自由市場經濟中的企業(yè)主，對于一個不得不介入政治的所在，其擔心是可想而知的。很多人認為，曾經大做捐獻的李嘉誠已經從大陸獲得了不少好處。但在李嘉誠看來，即使自己做了這種捐獻，如有1%的生意卻受到影響，那么他寧肯沒有做捐獻而生意出現超過10% 的不利。事實也是，雖然他在內地有著很大的影響， 但他600 多億的投資中，有超過15％～20% 的項目是不理想的，雖然他感覺總體“還算不錯”。對于商人而言，一個項目出現虧損或經營不理想，他可以要求經理層重新考慮規(guī)劃，改變不利處境只是時間問題，但對于大陸這樣的轉型市場來說，贏利與否，甚至項目本身，考驗的只是他本人的智慧。在一個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傳統(tǒng)文化對李嘉誠仍然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但這種影響更多地是在為人、處世方面，也即更接近于我們平常所謂的道，商業(yè)上的思維他則更接近于西方。李嘉誠認為，東方和西方的很多東西是可以結合的，這就是他所謂的傳統(tǒng)文化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地方，而西方的文化也不全都是不好的。對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認同，使得李嘉誠對于內地市場的態(tài)度始終難以有一個明確的結論，雖然他已經做了很多準備，但他發(fā)現，幾十年來，他對內地政治的了解還不是很到位。

1992年后，李嘉誠增加內地投資，將合作方仍然盯在中央或地方政府身上，而不是企業(yè)。但東方廣場項目給了他一個很好的教訓，他計劃在天安門廣場旁建造一個房地產的神話。這位超人沒有忽視政府的作用，但經過了幾年的反復，他最終發(fā)現，在北京，商業(yè)是第二位的。這一認識的代價是，不僅使得原來的計劃大打折扣，同時在余下的商業(yè)利益上也要做出讓步。民眾們也無法同情他，他像一個孤獨的異類。

對于內地的市場環(huán)境，親身領教的李嘉誠表現出了明顯的不滿，內地要發(fā)展，必須舍棄一些傳統(tǒng)的，死硬的做法，“明確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边@也是他在1998年對香港投資環(huán)境感到失望的重要原因。對強大力量政府的擔心，促使他在80年代中后期增加海外投資，雖然他沒有將公司遷冊海外。在這種情況下，自認為成功與特權無關的李嘉誠終于更深地卷入了權力的關系之中，收購香港電訊即是明證。

李嘉誠已在權力之中。風險更大，發(fā)展更不確定。而全球經濟政治文化一體 化的滲透已到了與大陸傳統(tǒng)文化短兵相接階段。李嘉誠在大陸發(fā)展的差強人意只是序幕中的一場而已。

李嘉誠如何作為？“實際上經濟制度問題絕不是經濟本身，他是一個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一個綜合的結果，國家應該對這些問題綜合起來考慮……”李嘉誠這么說。

李嘉誠已是高齡。

但按吾人文化特色，這正是做事的好時候。名利浮云也，從心所欲，李嘉誠想到的是什么呢？

從外人眼看，李嘉誠在大陸社會和其它地域的作為尚未確定。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市場和管理領域的“勞碌命”可結束了。止矣。難道他還想把在香港那種套別人的錢成為自己勢力的方式用于大陸眾多的銀行、企業(yè)和千百萬普通大眾嗎？他自己不是告誡過，在他自己的家鄉(xiāng)潮州，一分錢也不掙嗎？

不斷挑戰(zhàn)自我需要新的突破。李嘉誠需要創(chuàng)新。富極的他也許像當年貧極的父親一樣需要重新開始，遺憾的是已有了超拔境界的李云經先生無力開始，那么李嘉誠能否做到這一點？

他在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的權力、文化變遷里如何作為？這也是當今社會里的嶄新課題，這是不同于傳統(tǒng)政治權力、經濟權力的新的權力關系，新的話語方式。美國的一些豪門望族，或暴發(fā)戶們曾在政治經濟領域里有所動作，但或不成功，或為笑柄。

換句話說，經濟對權力的關系不應只是介入，由商人演變?yōu)檎�治家；也不應只是取代，如目前廣泛存在的跨國企業(yè)，李嘉誠就已經做到了這一點。經濟本身就是權力，這權力如何體現？又與傳統(tǒng)權力如何包容？

李嘉誠如何對待自己龐大的產業(yè)。什么是李嘉誠的遺產？西人福特、洛克菲勒曾面對過這道難題。“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這是吾傳統(tǒng)文化的總結。李嘉誠如何解答？

迄今為止，李嘉誠的成功均為借力�！白寗e人為他賺錢”，他缺乏原生創(chuàng)造，但他就是成功了。SO WHAT？那又如何？這也是華人世界進入國際社會里的一道難題。近200 年來，吾人還沒有在生產力、重要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方面有大的貢獻于文明社會。這在古代中國自《呂氏春秋》以來代不乏人，在西方世界也有大量的人士如比爾.蓋茨等人在思想產品和實物產品上影響了人類社會。

這已不僅是李嘉誠個人的問題，也是全體華人的問題。這也許正是中國文人沉默的原因。

（來源：IT業(yè)界 文/ 余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