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0日，低溫下的北京已透出絲絲涼意，但是在國貿大酒店宴會廳舉辦的“2012中國國際教育年會”分論壇“2012國際遠程教育論壇”現(xiàn)場，在開放大學、開放教育強勁發(fā)展勢頭的渲染、鼓舞下，與會者個個熱血沸騰、激情飽滿。

“2012國際遠程教育論壇暨開放大學校長圓桌會議”由教育部批準，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xié)會主辦，北京開放大學承辦。會議邀請了許多國際知名專家和業(yè)界精英，應邀前來的國內外嘉賓圍繞“技術與教育深度融合的創(chuàng)新實踐”主題，紛紛作了精彩演講。中國教育發(fā)展戰(zhàn)略學會會長郝克明研究員、北京開放大學校長胡曉松率先分別描繪了中國遠程教育的發(fā)展情況后，英聯(lián)邦學習共同體主席兼首席執(zhí)行官阿莎.辛格.坎瓦爾教授（Asha Singh Kanwar），美國阿波羅集團首席執(zhí)行官、阿波羅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格雷戈里.卡普利（Gregory W. Cappelli），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春田校區(qū)管理信息系統(tǒng)系主任瑞蘇.漢迪教授（Rassule Hadidi），加拿大阿薩巴斯卡大學榮休教授喬恩.巴格利（Jon Baggaley），英國開放大學副校長阿蘭.貝森代爾教授（Alan Bassindale），美國新媒體聯(lián)盟首席執(zhí)行官勞倫斯.F.約翰遜（Laurence F. Johnson）依次發(fā)表了對自己國家以及世界各地開放教育的認識與看法，這些由專家精英們濃縮出的經驗精華，讓與會者一飽開放教育發(fā)展趨勢的盛宴。

開放大學的使命和宗旨非常明確

這是一次中西交流的會議，雖然各個國家教育發(fā)展、新技術發(fā)展與教育融合程度或處于不同階段，或各具特點，但從中外專家的演講與交流可以看出，他們對于開放大學的使命、教育應起的作用，以及目前教育界所發(fā)生變化的認識是幾近相似的。

英國開放大學和阿波羅集團創(chuàng)辦的美國鳳凰城大學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兩所開放大學，都在開放和遠程教育領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它們都成立于20世紀70年代，發(fā)展到今天，英國開放大學已成為英國最大的大學，有26萬名學生，學生滿意度為93%，在全英高校中排名第一；鳳凰城大學擁有36萬名學生，目前的在線人數將近70萬，已經成為美國成人教育、職業(yè)教育的翹楚，使得美國的成人教育和職業(yè)教育深受老百姓歡迎。

這些驚人數據昭示的成就，均與這兩所大學在成立之初就堅守的使命與宗旨密不可分。阿蘭.貝森代爾教授說:“英國開放大學成立時的目的，就是讓更多的人接受教育。在成立之初我們就有非常明確的宗旨，即無論何時何地都向人民開放，包括方法或思想。迄今為止這條宗旨未變。”他堅信，遠程教育有改變個人生活的能力，也有能力改變社會。

格雷戈里.卡普利說，“鳳凰城大學當年創(chuàng)辦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讓那些不能適應傳統(tǒng)教學模式的人也能夠上大學”，他認為開放大學能讓越來越多的人上得了大學，上了大學他們能更好地追求職業(yè)發(fā)展的目標，找到更好的工作，也讓美國的經濟發(fā)展得更快。

“2012年7月31日，中國三所開放大學誕生了，它意味著中國一個全新的高等教育類型的誕生”，北京開放大學校長胡曉松說，“它也意味著大學不再是少數人的殿堂，任何人只要有改變命運的渴望，只要有超越自我的勇氣，只要有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會有優(yōu)質的大學向他敞開大門”，“接受高等教育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我們承諾‘致力于促進教育公平，將優(yōu)質的高等教育送達每個向往提升自我、追求進步的公民身邊，促進絕對的學習、終身的學習’的使命”。

郝克明也表示，中國的開放大學應著眼于滿足社會成員對終身學習的多種需求，努力成為社會體系教育資源和教育服務的重要提供者、學習型社會建設的有力推動者，以及教育公平和均衡發(fā)展的重要促進者。正如阿莎.辛格.坎瓦爾教授所說，大家一致認同“成立開放大學就是為了承擔一種社會使命”。

全球挑戰(zhàn):向每個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這種使命感來自各國高等教育面臨的共同挑戰(zhàn)。“向大家提供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是全球范圍內的一個挑戰(zhàn)”，格雷戈里.卡普利說，“很多國家包括美國，傳統(tǒng)的高等教育大學已不能讓所有人獲得受教育的機會，即便是世界上最好的高等教育機構也是如此，因為他們有非常嚴格的錄取條件和政策”。

況且，高質量的高等教育機構有限，而公眾想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卻在猛增，郝克明介紹說，“隨著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且大部分家庭只有一個孩子，人們對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呈現(xiàn)出更高的期盼，但是優(yōu)質的高等教育資源并不多”。

其實，不止在中國，“在經濟合作發(fā)展組織國家，在18～24歲之間的人，大概有50%～60%的人能上大學，但是在印度能上大學的人不到15%，在非洲就更少，不到5%”，阿莎.辛格.坎瓦爾教授說。

“在印度，20歲以下的人口有5億，若想讓這些人都上大學，為此印度需要5萬所大學”，格雷戈里.卡普利認為，這種大規(guī)模的高等教育需求已不是傳統(tǒng)精英教育所能滿足的，“傳統(tǒng)大學是精英教育，他們本身就著眼于只有10%或者15%的人才能上大學，這種精英教育的模式已經在走下坡路了，而且也不應該讓大學教育成為少數人的專利”。

事實上，隨著新技術的發(fā)展，產業(yè)的升級，高等教育需求不僅僅來源于大學生適齡群體，另一個龐大群體就是在職或待業(yè)的成年人。阿蘭.貝森代爾教授說，英國開放大學有71%的學生是邊學習邊工作，“英國失業(yè)率很高，很多人是通過開放大學的學習來增加自己的就業(yè)機會”。

“在美國，我們整個勞動力大軍大概有1.35億人，讓我們感到吃驚的是，其中的8000萬人都沒有學士學位”，“現(xiàn)在25～34歲當中，很多人都要面對巨大的就業(yè)挑戰(zhàn)”，可“美國70%以上的就業(yè)機會需要大學學歷”，格雷戈里.卡普利說，“美國現(xiàn)在差不多有8%的失業(yè)率，有2300萬人正在找工作，但實際上有400萬個職位由于國內沒有人有相應的知識與技能，不得不到海外去尋找人才填補”，而且“每年還有成百上千萬個職位產生，但這些職位都需要具有高等教育的學識，有相應技能要求”。

新時代高等教育亟需變革

“一些傳統(tǒng)行業(yè)以前不需要接受高等教育，現(xiàn)在也開始需要了”，“在80年代，美國通用汽車制造廠，當時是用人工焊接來造汽車，現(xiàn)在他們完全自動化了”，“全世界都在發(fā)生同樣的事情，不管是工人還是高管，你若想找一份全職工作就需要更多的技能”。格雷戈里.卡普利認為，現(xiàn)在同一行業(yè)的變化造成培訓的內容也不一樣，再加上一些新的技能職位的出現(xiàn)，尤其校企之間的技能鴻溝更是使傳統(tǒng)教育的教學方式無法滿足人們的需求。

他還認為，用以往的思路和模式去教育現(xiàn)在的年輕人，顯然過時了。尤其是新生代的孩子，他們通過觸摸式學習長大，未必能適應一坐就聽三個小時的傳統(tǒng)講課。瑞蘇.漢迪教授也說，根據全美數據顯示，五到十年以后的大學，會很少有人跑到教室去上兩三個小時的課。

另外，新生代孩子接收信息的方式也不一樣了，現(xiàn)在很多圖書館要求有一定藏書量，可美國孩子最常用的是谷歌，“所以，所謂的教學風格，還有學習能力，對于這一代孩子來說都會發(fā)生巨大變化”，格雷戈里.卡普利說，“雖然通信移動技術對人們學習方式的影響會有滯后期，但在美國已經看到了它的效果，移動的社交媒體、通信技術已經改變了美國人，也包括其他國家人學習的方法”，“我們需要適應它，適應了，世界上很多國家就會變化得更快，這也說明高等教育是應該發(fā)生變革的”。

“大多數人需要幫助，需要不同的教育方式，可一直以來，很多國家一直在進行考試教育，用固化的標準與方式教育所有人”，格雷戈里.卡普利說，變革已經在發(fā)生，“現(xiàn)在的美國大學生中，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參加了至少一門在線課程，也就是說有600多萬學生學習在線課程，而十年前這個數字只有160萬。”

在線教育必須融合正確的技術

“在我們的課堂，做到了適應性的教育技術”，格雷戈里.卡普利說，鳳凰城大學為每位學生量身定制學習地圖，“我們會告訴學生，你現(xiàn)在的特點是什么，你想要做什么、要達到什么目標，需要學什么技能，然后給出一個學習建議”。他認為這就是和傳統(tǒng)高等教育完全不一樣的模式，他期待新模式能縮小技能鴻溝。

“每年我們在線課程學習的數量都在增加，而且由于手段、內容都更加豐富，在線課程的質量比15年前更高了。在線教育必然會顛覆傳統(tǒng)的教育模式，甚至不僅是在大學，中小學也在追求更寬松的學習方法，也希望有越來越多的開放資源。”有16年在線教育經驗的瑞蘇.漢迪教授特別看好新的形式，他說，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春田校區(qū)管理信息系統(tǒng)系有在線與在校教育兩種形式，由同一老師上課，學習在線課程的學生有時甚至比坐在教室里學習的學生效果還要好。因為在線課程能互動、協(xié)作學習，學習效果更好。他還認為在線教育具有靈活性、開放性和互動性三大特點，而且這種方式打破了傳統(tǒng)的從小學到中學、大學的直線式教育方式，你可以缺哪塊補哪塊。

互動、協(xié)同、開放、費用低，其他專家也從不同角度肯定了開放教育、在線教育具有的這些優(yōu)勢。格雷戈里.卡普利說:“學生希望自己能夠參與，甚至可以挑戰(zhàn)老師，甚至進行全球協(xié)作學習。”阿莎.辛格.坎瓦爾教授說，“開放資源、開放教育能降低成本，提高教育資源的可及性以及教育質量，幫助實現(xiàn)教育均衡，而且開放教育的學費只有傳統(tǒng)教育的20%或者25%”。

阿蘭.貝森代爾教授說，“我們越來越多的資源是在線形式，而且有大規(guī)模的網站，學生可以在上面免費下載電子書，免費聽部分課，甚至明年2月份我們‘無處不在的開放大學’項目完成后，學生可以通過iPhone和智能Pad看到學校所有的資源”。

“我們提供的高等教育非常全面，力求課程豐富，有在線教育與面對面教育，而且還有一些實驗，比如你學地理我們會給你寄一些化石”，阿蘭.貝森代爾教授認為，單純的在線教育很困難，雖然英國開放大學不斷加大在線教育的力度，但同時也不忘照顧學習者不同的需求，“你不能跑得比學生遠得太多，你不能夠指望學生有一個簡單的PC或平板電腦，卻使用非常復雜的先進技術”，他覺得最重要的是使用正確的教育技術。

喬恩.巴格利教授也強調推進新技術要考慮各國各地的實際情況，要關照不同地區(qū)、城鄉(xiāng)的差異。他認為依據新技術發(fā)展規(guī)律，往往在第一階段狂熱炒作，高期望后就會落入失望階段，最后才會回歸理性的務實階段，所以他希望在技術與教育的融合過程中應該保持清醒與理性，不能畏縮也不能冒進。他提醒道:“像電子書和移動應用程序，我想應該在10年之后才會成為主流的教育技術和手段，現(xiàn)在它卻處在狂熱期。”

開放教育的質量取決于什么？

雖然對擁抱技術的態(tài)度各不相同，但專家們一致認為質量是關鍵，學習畢竟有時是無趣的，尤其是開放教育、在線學習，要想留住學生更要有過硬的質量保證。專家們不約而同地強調要加強學生的參與度、重視互動與反饋。

為了保證質量，辦出學校風格，各個學校采取了各種措施。

阿蘭.貝森代爾教授介紹說，英國開放大學有7個教學團隊，他們教授570門課，而且70%的教職工積極開展研究，“因為我們希望讓學生們感覺到他們是某一個組織的組成部分，有歸屬感”。而且，他們的教材編寫不是單個人完成的，他們有教材編寫團隊:包括技術團隊、模塊團隊等，技術團隊是搞IT的，由他們把教師的想法轉化成書本、電視節(jié)目、視頻。

瑞蘇.漢迪教授卻認為，高質量的在線高等教育需要五個支柱:內容質量、受教育的機會、學生上得起、師生愿意接受在線教育，以及師生充滿學習熱情。他說，“對于在線課程我們有相應的項目認證”，“我們的課程設計有多個團隊參與，有的負責設計問題，有些負責設計內容，有的負責學生的評估，還有負責檢查學生的作業(yè)、打分”，“課程的設計要能夠激發(fā)學生的興趣和參與的程度。而且我們要給學生布置作業(yè)和任務，這些作業(yè)應該能引發(fā)學生的好奇心，有助于學生更好地理解課程內容”。同時，他們學校對在線老師的要求也很高，老師們必須學六門課，接受在線學習培訓并達到合格，以便能更熟練地開展網上教學。

瑞蘇.漢迪教授還說，當今教育質量的提高取決于混合型學習，通過各種方法，包括討論、合作式的深度學習，讓學生參與，符合學生特點地進行教學。

開放教育要保證質量，不僅要從教師、教材、課件、評估等環(huán)節(jié)層層把關，還要激發(fā)學習者的興趣，促使他們深度參與互動，并擁有歸屬感。勞倫斯.F.約翰遜博士說，要讓學生有興趣就得讓他們覺得震撼，愿意去學習，去了解，去掌握，“互聯(lián)網改變了一切，可互聯(lián)網是什么？我們就是互聯(lián)網，互聯(lián)網就是我們每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