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之子】黃達：徜徉浩淼之經濟天地 拓植新中國大金融學科

來源：人大新聞網

　　黃達先生，中國經濟金融學界之泰山北斗。他徜徉浩淼幽深之經濟金融天地，揭秘攬勝;結緣貨幣銀行學六十五載，培育東西方兩個文化平臺自由漫步之英才。他博通古今、學貫東西，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西方現代經濟學與中國實際于一爐，開創(chuàng)東方文化精髓引入經濟金融學研究之先河，鐘于斯、成于斯，終鑄一代大家。他是新中國金融學教材與課程體系的主要奠基者與引領者、新中國經濟學領域“綜合平衡導論”的系統(tǒng)論證者、新中國“大金融”學科體系的主要設計者、新中國金融教育事業(yè)的主要開拓者、新中國金融理論的積極實踐者與金融決策的積極參與者。

　　——吳玉章終身成就獎頒獎辭

　　60年前，他曾因“談論金融、研究市場”，同占據當時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蘇聯(lián)式”計劃經濟理論背道而馳被批判為“學術毒草”。

　　斗轉星移，如今，青蔥少年已至鮐背之年，他與經濟理論研究結緣已逾甲子，他的主張與論點被證明是符合實際的科學理論。

　　捧起“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的獎杯，面對經久不息的掌聲，他灑然而笑。他說，“我就像一名導游，全身心地參與到了解、欣賞、介紹中國貨幣銀行學景觀的旅程中。”

　　他，就是中國人民大學黃達教授，被經濟學界譽為新中國金融學教材與課程體系的主要奠基者與引領者;新中國經濟學領域綜合平衡理論體系的系統(tǒng)論證者;新中國金融學科體系的主要設計者;新中國金融教育事業(yè)的主要開拓者;新中國金融理論的積極實踐者與金融決策的積極參與者。

　　師者：守定三尺講臺65載

　　1950年秋天，結束了在華北大學為期四年的學習后，踏上中國人民大學財政系的講臺，黃達的心中還是有些茫然。在那個摧枯拉朽、激情噴薄的年代，他被分配從事經濟理論教學，就這樣“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地開始步入自己為之奮斗終身的職業(yè)道路。

　　初為人師，他意識到，僅僅抱持傳道授業(yè)的美好愿望遠遠不夠，想把學生教懂，首先得自己懂;自己懂了還不夠，還要通過語言精確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從備課、編教材、講授到主持討論、組織考核，他從不假手別人，努力使每個環(huán)節(jié)都成為從“自己懂”向“使人懂”的轉化，在這一系列轉化中建立起良性循環(huán)。

　　黃達愛講臺這一方天地。在人民大學被迫停辦的十年間，他離開了教學崗位，亦曾彷徨，但強烈的學術責任感讓他重新振作。撥亂反正后，他重歸金融講臺。1983年，黃達就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無論行政和科研工作如何繁忙，“不脫離教學第一線”是他始終恪守的準則。

　　1981年，黃達成為我國首批經濟學博士生導師，此后一直從事博士生教學與指導工作，擔任校長后依然給博士生授課(五道口第一期研究生系統(tǒng)授課)，培養(yǎng)了一大批優(yōu)秀博士研究生，他們中包括王廣謙(中央財經大學校長、全國優(yōu)秀博士論文獲得者)、王松奇(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等佼佼者。

　　為了能夠推動中國經濟學教育交流與人才培養(yǎng)的國際化進程，1984年教育部與美國福特基金會合作共建“中美經濟學教育交流項目”，作為項目中方主席的黃達教授為此四處奔波，最終將該項目辦成對中國經濟學教育跨越式發(fā)展給予核心支撐的重要平臺，培育了一代中青年領軍人物。

　　2001年，黃達與諾獎得主蒙代爾教授共同冠名設立的“黃達—蒙代爾經濟學講座”，跟蹤經濟學尤其是財政金融領域的前沿動態(tài)，構建中西方良性學術溝通平臺。2002年，兩位學者又冠名創(chuàng)立了“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以期更多的青年學子能夠對當下中國的經濟作出研究，提出創(chuàng)見。

　　今天，即使年近九旬，黃達每個新學期都要給本科生講金融學第一課，讓新同學剛入校就能夠領略金融學的奧妙。

　　奠基：建立“中國的”金融學體系

　　新中國建立后，高等教育領域內“一邊倒”地以蘇聯(lián)為榜樣，大部分課程沒有中國自己的教材，教學也往往是在“蘇聯(lián)模式”中加入“中國部分”。年輕的黃達對此深感憂慮，在他的學術觀中，計劃經濟既然不能取消貨幣、不能沒有銀行，那就應該有相應的貨幣銀行學研究。黃達下決心要編寫一部中國的貨幣銀行學教材。

　　1959年，黃達主編的新中國第一部金融學教材《貨幣信用學》出版，這部教材初步擺脫了蘇聯(lián)的理論框架，添加了很多切合中國金融實際的內容。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一起納入經濟學考量，這大膽的手筆為他引來了諸多非議，但該教材也奠定了傳承至今的金融教材編寫思路。

　　1981年，黃達與其同事在總結“文化大革命”以前十幾年教學心得以及對新形勢下社會經濟發(fā)展現實開拓性思考的基礎上，編寫出版了《社會主義財政金融問題》。該書標志著將貨幣、價格、資金(公司理財)、財政、金融等融為一體的全新學科體系的首次建立，“立足于中國土地、中國實際的準則始終貫穿全書”，成為20世紀80年代金融專業(yè)各層次學生和理論工作者可以獲得的屈指可數的寶貴文獻。

　　20世紀90年代初，經濟體制改革已進入到明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金融學科建設又一次面臨新挑戰(zhàn)。當時的金融學教材，“本土”的，內容失之于“舊”;翻譯的，是外國教授結合外國實際寫的，脫離中國國情。這種情況下，黃達和財政金融系的同事受國家教委委托編寫《貨幣銀行學》教材。該教材后來幾經修訂再版，成為全國大專院校經濟管理類核心課程的首選教材。該教材1995年獲國家教委高等學校優(yōu)秀教材一等獎，1997年獲國家級優(yōu)秀教學成果一等獎。

　　求是：理論創(chuàng)新與服務決策并重

　　在經濟學研究領域，黃達是綜合平衡理論體系的系統(tǒng)論證者。20世紀60年代初，黃達開始涉足這一領域，改革開放后結合主編《社會主義財政金融問題》一書的經驗，他繼續(xù)關注這一課題。

　　1984年，黃達發(fā)表了《中國財政信貸綜合平衡和通貨物價控制問題》一文并獲首屆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同年出版的《財政信貸綜合平衡導論》，系統(tǒng)論述了貨幣流通與市場供求平衡的基本內涵、信貸收支與財政收支之間的關系，并提出了正確解決建設資金供求矛盾是實現財政信貸綜合平衡的關鍵這一重要論斷，標志著財政信貸綜合平衡理論體系的系統(tǒng)論證。該著作榮獲1986年“孫冶方經濟科學著作獎”和1995年全國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入選“中國文庫”。

　　1997年，黃達在新出版的《宏觀調控與貨幣供給》一書中進一步深化了這一理論體系。綜合平衡理論體系采用規(guī)范分析方法，按系統(tǒng)論的要求，建立了關于財政信貸綜合平衡的分析方法系統(tǒng)，設計了理論分析模型。

　　金融研究具有較強的實踐性。除了理論探索，黃達還積極為國家經濟發(fā)展、金融改革獻計獻策。他曾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首屆專家委員，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國證券監(jiān)督管理委員會股票發(fā)行審核委員會第四屆、第五屆委員等，積極參與國家金融規(guī)劃和決策、金融事業(yè)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咨詢，為中國金融改革與發(fā)展提供理論支撐。

　　早在1979年，黃達即開始正面討論當時尚屬理論“禁區(qū)”的通貨膨脹問題，開了改革開放以來國內討論該問題的先河，提出的政策建議在今天仍具指導意義。1980年，他在國務院財貿小組召集的專家討論會上明確提出“通貨膨脹已是不能回避的問題”，并強調中國經濟改革中通貨膨脹的長期存在。1993年，黃達提出用“貨幣供給”概念代替“貨幣發(fā)行”概念的政策建議。1990年代中期論證了關于中國銀行業(yè)不良債權問題。

　　新世紀以來，針對經濟全面開放背景之下中國應當采取的應對政策，黃達提出了許多自己獨到的看法，如他在2000年對當時流行的銀行傳統(tǒng)業(yè)務急劇衰落乃至金融市場終將代替金融中介的看法提出質疑，認為“我國的銀行業(yè)同樣擁有開闊的發(fā)展空間和絢麗的前景”，而隨后全球金融體系的演進特別是“次貸危機”對全球銀行體系的沖擊以及各國的政策反應充分證明了這種質疑的合理性。

　　破冰：“大金融”體系總設計師

　　世紀之交，針對經濟改革與金融全球化對中國金融學科建設提出的新挑戰(zhàn)與新要求，黃達在國內率先提出兼容宏觀金融與微觀金融的“大金融”學科體系建設，并身體力行。2001年出版的《金融——詞義、學科、形勢、方法及其他》，系統(tǒng)提出了大金融學科建設的整體構想。

　　邁入21 世紀，全球金融學科飛速發(fā)展，黃達依然站在金融學理論與學科建設的前沿。他由澄清因東西方文化鏈接而在“金融”與FINANCE之間所造成的迷茫入手，重新構建基于中國國情的金融學科新框架。2003年首次出版、2009年修訂再版的《金融學》，反映了金融學科的前沿成就，可謂黃達多年實踐其大金融學科建設思想的標志性成果，對于中國金融學科在新世紀的建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徜徉于浩淼之經濟天地，黃達的目光深遂而堅定，“今天看來，西方金融學全面發(fā)展的內容我們已經能夠及時了解并融入到金融學科建設中了?，F在，中國的金融學科應該在世界經濟研究中登場了。作為一個大國，我們要有自己的金融創(chuàng)新和金融理念指導我們的實踐，同時也要為世界金融學科的建設做出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