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杭生：求學與為人并重
來源：人大新聞網(wǎng)
鄭杭生(1936—)，浙江樂清人。著名社會學家，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首批一級教授。本文回顧了他的成長、求學經(jīng)歷，在中國人民大學求學、任教，特別是創(chuàng)建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學科的情況，以及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期間分管國際交流、職稱評定等工作的情況。
鄭杭生自述本次采訪時間為2012年3月13日，由中國人民大學校史研究室負責采訪、錄音整理并結(jié)合鄭杭生教授本人提供的材料進行編輯。本文收錄于《求是園名家自述》。
記憶中的小學和中學時代
現(xiàn)在，我介紹自己時，說三句話，人們很容易就記住我了。第一句話是“我姓鄭，生在杭州，所以叫鄭杭生”，這說的是我是哪里人。第二句話是“遠看五十幾，近看六十幾，仔細一看七十幾”，這說的是我的年齡。第三句話是說我“蒙受了不白之冤”。2010年胡錦濤總書記來視察中國人民大學的時候，我們一群老教授聚在一塊兒等待接見，戴逸老師看了我一會兒，問：“杭生啊，你這個頭發(fā)染過沒有啊?”我說：“戴老師，我這個頭發(fā)是爹媽給的，‘原生態(tài)’的，從來沒有染過。”他沉吟了一會兒，說：“杭生啊，你蒙受了‘不白之冤’了!”現(xiàn)在，這三句話已經(jīng)成為我的標志了，我自我介紹的時候不用多說，光是這三句話就讓大家牢牢地記住我了。
就我的經(jīng)歷來說，我的祖籍是浙江溫州樂清。樂清現(xiàn)在有120萬人口，差不多有40萬在外地。關(guān)于樂清有一句名言：“有車輪的地方就有樂清人，沒有車輪的地方也有樂清人。”現(xiàn)在樂清人在北京還有同鄉(xiāng)會、商會，他們有的還聘我做顧問。
我父親是個農(nóng)民，后來自學了一段時間，到杭州高等法院做了書記，這個書記其實就是“記錄員”。我1936年在杭州出生，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時我還不滿兩歲。接著我們?nèi)姨拥秸憬嘁?。那時候浙江有三北：姚北、慈北、寧北，我父親和我哥哥就到了姚北。一開始他們在沙田區(qū)工作，后來又搬到城里，隨后又到了南部四明山區(qū)的梁弄鎮(zhèn)。
在南部四明山區(qū)，有一些讓我印象很深的事情。我記得那時候吃的東西都沒有油水，還經(jīng)常吃竹筍，而竹筍是吸油的，所以吃了之后更難受。另外，小孩子得寄生蟲病的也很多。與此同時，戰(zhàn)爭也嚴重影響了我們的生活。日本飛機經(jīng)常來轟炸，我們離很遠就能看到炸彈投下來。到淪陷區(qū)去的時候，因為我年紀小，挑夫一根扁擔兩個筐，一個筐放著行李，一個筐放我，過關(guān)的時候，日本人不問青紅皂白就毆打挑夫。這些事情都深深刻在我腦海里。
我的小學和初中時代是在余姚度過的。余姚縣陽明鎮(zhèn)這個小城，以姚江為界，分為江南城和江北城兩部分。我家住在江南城的學弄里，進去就是以前的孔廟，那里有個第二小學。1944年，我開始在那里讀書。1950年，我考入了地處城北、很有名的余姚縣立中學念初中。也許是男孩子，智力開發(fā)得晚，我初一的時候還是比較調(diào)皮的，不過愛好文藝，自己偷著看《三國演義》等書籍。到初二的時候，我就知道用功了。那時候初中有代數(shù)、幾何課，我基本上不用專門做題，其他的同學來問我題目該怎么做，我一邊給他們解答，一邊把我自己的題也做了。在這一時期，我的興趣愛好比較廣泛，在我的啟蒙老師張斌的耐心指導下，學習了一些鋼琴練習曲，并且擔任校合唱隊指揮，這些都為我后來的發(fā)展打下了一定的文化修養(yǎng)基礎(chǔ)。1951年的時候，我在《文匯報》上發(fā)表征文《我愛姚中》的小文章，這是我第一次在報刊上發(fā)表作品。初中畢業(yè)的時候，我獲得了“品學兼優(yōu)獎”，從此自己的信心也增強了。
我1953年初中畢業(yè)。中國的戶籍制度開始嚴格實行是在1958年，所以那時還能自由選擇外省的學校。我有個哥哥在上海，所以畢業(yè)后我有三個選擇：考杭州高級中學、寧波中學或者上海中學。上海中學原來叫“江蘇省立一中”，解放之后改稱“上海市上海中學”，這是一所非常好的學校，淘汰率很高，上海人一聽到是上海中學的學生就肅然起敬。在自信心的驅(qū)使下，我決定報考上海中學。決定之后，我就出發(fā)了。先乘小火輪沿著姚江到寧波，再乘大火輪到上海。到上海之后，我哥哥問我：“你考什么中學?”我說：“上海中學。”那一年有8 000人報考，只錄取400個，我哥哥打量了我半天說：“你行嗎?”我說：“試試吧。”結(jié)果我考了153名，被錄取了?？梢哉f，在我的學習生涯中，考高中是最難的，因為后來我上中國人民大學是保送的。
上海中學實行住宿制，只有星期六下午可以回家。雖然我家離學校不算太遠，但為了爭取更多的學習時間，我一般周末都在學校，并不是每個星期都回家。那時候上中的教學質(zhì)量很高，教我們的那一批老師后來都到大學教書了。因為知道學習機會難得，所以我學習特別努力。我們小地方的孩子到了上海，除了外語差一點外，其他的像數(shù)學、語文、歷史這些科目的成績都是相當不錯的，過了半年我就差不多又是全班第一了。上中每年都有作文比賽，我的參選文章得到了一等獎。因為學習成績和各方面表現(xiàn)都不錯，我還被評為“三好學生”和“優(yōu)秀團員”。當然，在上海中學也有一些煩心的事情，比如學習普通話。我們這些外地人普通話說不好，上海人老笑我們浙江人說話，不過那樣的環(huán)境對我學普通話很有幫助，普通話在我以后的學習和工作中發(fā)揮了很大的作用。
“嫁”給中國人民大學
1956年我高三畢業(yè)，中國人民大學那時有提前招生權(quán)，在全國統(tǒng)考前招生。我的成績符合條件，所以沒有參加全國統(tǒng)考，被保送進入了中國人民大學。在選擇志愿時，我那時還什么都不懂，看到哲學系的介紹說哲學“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綜合”。我想自己這兩者都喜歡，于是就報了哲學系。那時候，進哲學系比進其他系難，學制是5年。在入學前的那個暑假，我讀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覺得挺有意思，所以選擇哲學也符合我當時的個人興趣。
進入人大哲學系后，我開始系統(tǒng)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那一年人大第一次招高中應屆畢業(yè)生，以前都是招調(diào)干生。當時人大哲學系一共招了大約200人，分成7個班，都是各地比較優(yōu)秀的學生。在5年的學習期間，我研讀了不少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經(jīng)典著作，聽了不少校內(nèi)外名師的講課。當時《人民大學周報》還讓我做通訊員，我給《周報》寫了很多東西。此外，我還和經(jīng)濟系的譚宗伯一起創(chuàng)作了一首名為《毛主席描花人民繡》的歌曲，作為《人民公社大合唱》的第六曲，通過廣播電臺廣播，在當時流傳還挺廣。
自從1956年到中國人民大學之后，直到現(xiàn)在，我?guī)缀蹙蜎]有離開過人大，算是一輩子“嫁”給了人大。在人大當學生這些年，我覺得最有收獲的一點就是遇到了一大批名師，他們給了我很多指點，我也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比如當時我們哲學系的系主任何思敬，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法學家、哲學家，在延安的時候還擔任過毛主席的法律顧問，還精通德語和英語。我們系的蕭前老師更是我的恩師。1961年上半年，我即將本科畢業(yè)，當時正在選擇到哪里去工作。我曾想自己家庭出身不是太好，又有走“白專道路”之嫌，爭取了多少年入黨都還沒有如愿(我直到后來到湘潭農(nóng)村參加了一年“四清”運動后，才于1966年初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所有這些不利的政治條件，使我覺得留在人大可以說是一種根本不敢想的奢望，只能選擇到那種自認為我還能去的地方。我曾想過去南昌，一位年齡比我大很多的姐姐在那里。我也跟許多同學一樣，報名到祖國最需要的邊疆去，但我心里很懷疑自己在政治上是否合格。
直到1961年的6月底，正當我為自己的前途反復猜度之時，組織上通知我，我被留在當時蕭前老師主持的人大哲學研究所。這個出乎意料的消息讓我感動不已，久久難以平靜。我后來才知道，把我留在人大是蕭前老師力主的結(jié)果。在我報到后不久，蕭前老師——當時我們尊稱他為“蕭公”，他比我大12歲——找我談話，談到留我做他的助手之一的理由，主要是他覺得我對馬列經(jīng)典著作比較熟悉，外語較好，文筆可以，人還勤奮，為人不錯等，給了我很多鼓勵，也消除了我多年藏在心里的壓抑感。我對蕭前老師非常感激，前幾年在蕭公病逝后我還專門寫過一篇紀念文章《懷念恩師蕭公》。應當說，留在人大，給我提供了很好的起點、難得的機遇，是我人生道路、學術(shù)發(fā)展上最關(guān)鍵的一步。
留校后，我的學術(shù)研究與教學活動主要是在哲學領(lǐng)域。1961—1962年期間，蕭前、吳傳奇、關(guān)鋒、陳先達老師主講“辯證邏輯”，我擔任他們四位老師的助教，先后為哲學系本科五年級和研究班三年級輔導。第二年我開始講這門課，第三年獨立開課，后來還到北大去講這門課，聽眾是哲學系本科五年級?？梢哉f，本科畢業(yè)就當教師，并且很快能獨立支撐一個課堂，這種情況還是很少的。教學工作之余，我也在努力撰寫文章、翻譯著作。1963年5月3日，《光明日報》的“哲學副刊”發(fā)表了我的一篇學術(shù)論文《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首先是建立科學體系的正確方法》，這是我對當時學術(shù)界關(guān)于“從抽象到具體方法”的爭論發(fā)表的自己的一點見解。1965年，蘇聯(lián)哲學家柯普寧的《作為邏輯的辯證法》一書作為譯著正式出版，我承擔了其中大部分的翻譯工作。
當然，那時候各種政治運動接連不斷。1964年，中國人民大學組織師生分三路參加“四清”運動，即農(nóng)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所在的這一路被分配到湖南湘潭的“四清工作團”中。在那里待了一年。團長是譚震林。這個團規(guī)格很高，譚震林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我們叫他“譚教授”。以前有一個說法是“湖廣熟，天下足”，但一到湖南，我就感到與浙江的差距實在太大。湖南當時不僅窮，而且因為“大煉鋼鐵”，把當?shù)氐纳鷳B(tài)環(huán)境破壞了，當?shù)厝罕娚詈芸?。我們作為工作隊員，生活也很辛苦，伙食非常差。不過參加這次運動也很鍛煉人，我學會了吃辣椒。
后來“文革”開始了，學校里“人大三紅”和“新人大”兩派爭斗很厲害。我那時是屬于保郭影秋這一派的，我和另外幾個同志還組織了一個戰(zhàn)斗隊，主要負責宣傳工作。我是個做什么事情都很專注的人，對方喇叭一廣播，我聽幾句話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于是就開始寫應對的稿子。廣播一停，我們的喇叭就開始廣播，反駁對方的觀點。在這段時期，我練就了聽廣播快速寫稿子的本事，但因為寫稿子，晚上睡得太少，后來把身體弄壞了。軍宣隊進校那天，在人大原文化廣場集會，我一站起來，在太陽下暈倒了。
之后，我和人大大部分老師一樣，去了江西余江人大的“五七”干校，在那里當了三年石匠。當時需要我們自己打石頭，自己蓋房子。采石頭既是力氣活，也是個技術(shù)活，七八斤重的錘子，一天要打萬把下。有時錘子沒有打在釬子上，而是打在大拇指上，我的大拇指蓋一共掉過三次。每次打到大拇指上，都要鉆心疼好幾天，特別是第一天晚上。打石頭先是采毛石，即開出四邊都是2米寬、20厘米高的大石頭。這樣先要在四邊打一條20厘米深、8厘米寬的溝。這個工作完成之后，需要在大石頭正中間打一個直徑30厘米、深20厘米的圓洞，在圓洞底部打進去四個楔子，并在四個楔子上面的幾個點輕輕地、均勻地敲，慢慢把一塊石板掀起來。如果用力不均勻，厚薄不均，這塊石頭就廢了。一塊石板掀起來之后，把它切割成大概25塊，這個叫“毛石”，還得再加工，之后就可以當磚使。一開始，我們加工起來不是很熟練，后來就非常熟練了，一眼就能看出平不平。我們最后的產(chǎn)品——“加工石”就可以上墻了。我們這些住在“水晶宮”的“打石連”戰(zhàn)士，還需要幫助村民干農(nóng)活，因為我們都是小輩，這種勞動的事情我們都得參加，所以我們戲稱自己是“常委”。比如，采茶的時候去支援采茶，插秧的時候去支援插秧。夏天先“搶收”，后“搶種”，這樣的“雙搶”我們都得參加。
過去人大都是隔系如隔山，從來不接觸。去干校的時候打破了這個隔膜，各個系的都混在一起了，所以我在那里認識了很多人，像經(jīng)濟系的胡鈞、衛(wèi)興華、吳易風，黨史系的許征帆，新聞系的鄭超然等。在干校的時候，還有好幾位教師意外死亡的。像擔任過教務長的鐵華游泳的時候淹死了，還有經(jīng)濟系一位教授項沖，他是從美國回來的一個經(jīng)濟學家，結(jié)果安排讓他放牛，住在牛棚里，反差太大，他接受不了，喝敵敵畏自殺了。還有一些人使用電鋸的時候不小心把手指削掉了，等等。
從干?；貋碇?，人大被停辦，整個哲學系被分配到北師大。這是郭影秋同志高瞻遠矚的想法，一個系的教師干部按建制成塊進行分配，恢復的時候就能成建制地回來，我們把這叫做“批發(fā)”。從1972年到1977年，我在北師大待了大約五年，這期間我的教學和科研工作逐步恢復，并且常常在各類報刊雜志上發(fā)表文章。那時我主要講授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著作和毛主席的哲學著作，面向北師大哲學進修班、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當時的人大哲學本科生和研究生系統(tǒng)地開設(shè)了“反杜林論”這一課程，同時負責編寫《〈反杜林論〉哲學編解說》一書，該書1979年以校內(nèi)用書的形式出版。此外，我還帶著北師大歷史系的學生去清河衛(wèi)戍區(qū)學軍。
粉碎“四人幫”之后，我集中力量從哲學的角度揭露、分析、批判“四人幫”散布的種種謬論，做了不少在理論上撥亂反正的工作。我在國內(nèi)主要報刊發(fā)表了近20篇文章，如《“四人幫”徹底背叛了我們黨的一貫思想原則》、《論形而上學猖獗》等，其中發(fā)表在1977年《紅旗》雜志第7期的《批判折衷主義，還是攻擊兩點論》一文，先后被翻譯成英、法、德等多種文字，在《北京周報》第48期予以轉(zhuǎn)載。由于這些作品，我在全國的知名度極大地提高了，還被戲稱為人大幾大“秀才”或“才子”之一。
與此同時，我還積極參加關(guān)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發(fā)表了《為真理而斗爭》、《立實踐標準，破主觀標準》等文章。1979—1980年期間，針對當時長期困擾我國理論界的“階級”屬性問題，我曾與李秀林合作在《人民日報》發(fā)文提出劃分階級只能采用經(jīng)濟的標準，對“階級是一個廣泛的社會范疇”提出了質(zhì)疑。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李秀林、吳樹青合著的《〈論十大關(guān)系〉中的辯證法》。197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我獨著的《本質(zhì)、現(xiàn)象、假象》?？梢哉f，在這一階段，我的所有文章和著作都貫穿一條主線，那就是把唯物論和辯證法結(jié)合起來。而到了這一階段的后期，我的興趣部分轉(zhuǎn)移到了社會學和現(xiàn)代西方哲學上面，開始參加當時在北京舉行的、由費孝通先生主持的社會學“月談會”，并與人合作翻譯了《現(xiàn)代資產(chǎn)階級理論社會學批判》一書，1981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留學歸國后創(chuàng)建現(xiàn)代西方哲學教研室和社會學研究所
根據(jù)鄧小平同志1979年恢復派遣留學生的指示，中國人民大學從那時起開始陸續(xù)向不同國家選派學者留學。當時有一個以訪問學者身份前往英國進修哲學的名額，主要方向是分析哲學，我那時已經(jīng)45歲，應該說不年輕了，但是我覺得時不我待，應當出去看一看，于是通過各種考試，取得了資格。說來也巧，我本來預定的是去英國倫敦大學所屬的哲學系進修分析哲學的，后來他們要求交學費，而布里斯托大學社會學系免收學費，于是我就通過使館轉(zhuǎn)到了布里斯托大學專攻社會學，他們還給了我一個副研究員的頭銜。這樣，我就陰差陽錯地走上了研究社會學的道路。
去英國前后，還有兩個小插曲，第一個小插曲是1981年11月8日去英國的時候，有關(guān)方面和家屬委托我在路上照顧費孝通教授，這使我有幸當面聆聽到費老許多關(guān)于恢復和重建新中國社會學的想法，和費老的交談，給了我許多直接的啟發(fā)和啟示。第二個小插曲是時任哲學系主任的倫理學家羅國杰教授寫信給我，說當時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的當務之急是現(xiàn)代西方哲學而不是社會學，他的好意提醒，又使我在進修社會學的過程中，不得不將哲學放在重要的位置。這樣，我在布里斯托大學就一邊進修社會學，一邊進修分析哲學。
在布里斯托大學進修期間，我認識了錢伯斯博士，他是英國人，對中國問題很有興趣，但中文比較差。我們兩個人關(guān)系挺好，每個星期三在酒吧見面，他教我英國的東西，我教他中國的東西，一直保持著很好的聯(lián)系。后來他當了外交官，是英國駐香港的商務專員。另外，我也在《光明日報》和香港《大公報》上發(fā)表過幾篇文章，比如《從倫敦幾處紀念地看馬克思和他的學說》等。
可以說，到英國留學是我的一個學術(shù)分水嶺，這以前我主要是教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著作，當時在哲學界雖小有名氣，但只能算是小打小鬧。1983年底，從英國回來之后，我的研究方向發(fā)生了轉(zhuǎn)變，主要研究社會學。當時受學校之托，我分別籌建了哲學系現(xiàn)代西方哲學教研室和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還在英國留學的時候，羅國杰教授寫信給我，希望我回來能夠開設(shè)現(xiàn)代西方哲學方面的課程，所以我重新買書，研究現(xiàn)代西方哲學，同時開始籌劃成立現(xiàn)代西方哲學教研室?；貒螅?984年3月12日，我被正式任命為現(xiàn)代西方哲學教研室主任。教研室成立初期，我們確立了進人原則：眼觀六路，博采眾長，避免近親繁殖。根據(jù)這一原則，我們先后從南開大學、北京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等院校引進了一些“現(xiàn)代西方哲學”專業(yè)畢業(yè)的碩士生和博士生，同時也在人大哲學專業(yè)和西方哲學的碩士生中挑選了一些合適的人才，使教研室的教師人數(shù)迅速增加到七人。但后來由于三人出國未歸、一人考上社會科學院博士研究生，人數(shù)又逐步減少了。
“招兵買馬”的同時，我們也正式開課了。1984—1985學年第一學期，教研室給哲學專業(yè)本科四年級(1981級)系統(tǒng)地開設(shè)了“現(xiàn)代西方哲學”課程，我主要負責講授緒論和科學主義思潮部分，包括邏輯實證主義、科學哲學和語言哲學等，一共30多學時。這門課程得到了學生的好評，于是從此以后就作為哲學專業(yè)的必修課固定下來，并且課程內(nèi)容不斷豐富和充實。后來，隨著我們教學和研究的深入，很快又在校、系兩級開設(shè)了“存在主義”、“薩特與存在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分析哲學”、“解釋學”等選修課。這些課程的開設(shè)，引起了同學們的普遍關(guān)注，很受他們歡迎，特別是其中一些選修課，如“存在主義”，選修人數(shù)達100余人，經(jīng)常座無虛席。這不僅活躍了學生的思想，同時也促進了我們對這門課程的教學與研究。
除了開設(shè)專業(yè)課和選修課外，我們還開設(shè)了一些講座。1984年9—10月間，《教學與研究》編輯部的哲學編輯李冠英同志邀請我主持面向全國高等學校的“當代西方哲學思潮評論”講座，并在《教學與研究》上分9期刊登由我?，F(xiàn)代西方哲學教研室教師共同編寫的8篇文章。這一系列講座既擴大了我?，F(xiàn)代西方哲學在全國的影響，同時也為我們編寫現(xiàn)代西方哲學的教科書作了準備。后來，我們與《教學與研究》編輯部合作，在上述講座的基礎(chǔ)上，我主編出版了《當代西方哲學思潮概要》一書。1988年2月，我和魏金聲主編的《現(xiàn)代西方哲學主要流派》也正式出版。
在社會學領(lǐng)域，我也牽頭組建了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研究所。這個研究所是1984年9月經(jīng)教育部批準成立的，我擔任所長，當時只有我一個人。于是，我緊鑼密鼓地開始招兵買馬，組建工作班子，于1986年建立了社會學碩士點，并開始招生。對我來說，社會學真是白手起家，一步步建立了碩士點、博士點，進而建立了重點學科，并且在一級學科里排名全國第一。
總的來說，我從英國回來后最主要的就是建立了這兩個研究機構(gòu)，并且在此基礎(chǔ)上開展現(xiàn)代西方哲學以及社會學的教學和研究。而在學生的培養(yǎng)方面，從1985年到1992年，我先后培養(yǎng)了5屆分析哲學碩士研究生和7屆社會學碩士研究生。北京市委副秘書長張建明就是我校社會學第一批碩士生。1994年，時任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的劉延東同志也是在我這里取得了社會學碩士學位的。從1987年到1992年，在我的主持下，社會學系還先后招收了六屆本科生。
在此期間，因為學術(shù)研究的關(guān)系，我還與胡繩同志相知。從英國回來之后，我先是于1985年7月29日在《光明日報》發(fā)表了《論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兩種形態(tài)》，隨后又在《社會學研究》1986年第1期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了一篇《社會學對象問題新探》，當時該刊主編張琢曾給我打來電話，說此文受到了時任社科院院長的胡繩的好評，后來胡繩還通過我校領(lǐng)導李文海教授向我轉(zhuǎn)達了他的看法。此后他在家中接見了我，主要就我提出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兩種形態(tài)以及社會學對象的兩個觀點交換了意見。他認為，我的觀點，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兩種形態(tài)的觀點，解決了社會學領(lǐng)域一個多年沒有解決的問題。我主要指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對資本主義社會是批判的、革命的，而對社會主義社會是維護的、建設(shè)性的;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理解為只有批判、沒有建設(shè)。就此，我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提出了新的定義。此外，1986年的時候，第三期《紅旗》發(fā)表了我的文章《正確看待現(xiàn)代西方哲學》，胡繩看后也很贊賞。
在社會學領(lǐng)域取得豐碩成果
20世紀80年代后期，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社會學研究領(lǐng)域。關(guān)于社會學，我主要建立了兩個平臺。
一個平臺就是社會學研究所和社會學系，社會學的博士點、重點學科、博士后流動站，凡是體制內(nèi)的資源我們都爭取到了。我很感謝中國人民大學給我提供了很多條件和機會，社會學界也讓我擔任了很多重要職務，如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三、四、五屆政治學社會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和召集人，國家社科基金社會學學科評審組組長，中英獎學金評審委員會委員，教育部社會學全國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社會學會會長，北京市社會科學界聯(lián)合會副主席，北京市社會學學會會長，等等。
在社會學的發(fā)展方面，我在中國人民大學創(chuàng)建了我們自己的學派，即社會運行學派。我先后提出了幾個理論：社會運行論、社會轉(zhuǎn)型論、學科本土論，還有社會互構(gòu)論，每一個理論都有相關(guān)著作予以支撐。社會運行學派就是以我的學術(shù)理論為基礎(chǔ)建立的。我們后來編了一本書，名字叫《社會運行學派的成長歷程》，副題是《鄭杭生社會學思想書評文章選》，這本書將1984年以來別人發(fā)表的對我的學術(shù)評論文章整合在一起。社會運行學派直到現(xiàn)在還很有影響，特別是出版了《鄭杭生社會學學術(shù)歷程》這四卷五本書之后，在學界的影響進一步擴大?，F(xiàn)在很多人都在對社會運行學派的有關(guān)理論進行研究，并且很多博士生還用學派的觀點來分析現(xiàn)實問題，比如用“社會互構(gòu)論”的觀點分析自殺的類型、貧困的原因以及社會發(fā)展中方方面面的問題等。以前分析問題都強調(diào)社會原因或者個人原因，我們從“互構(gòu)”的角度來分析問題，也就是說“社會塑造了個人，個人也在塑造著社會”，這就抓住了關(guān)鍵問題?，F(xiàn)在我們正在籌辦一份雜志，這樣能更好地宣傳學派的觀點，擴大學派的影響。
我在社會學領(lǐng)域建立的另外一個平臺就是培養(yǎng)人才的平臺。在創(chuàng)建學派的同時，我還培養(yǎng)了一些很不錯的學生，他們有的從政，有的搞學術(shù)研究，在所在的領(lǐng)域都取得了相當?shù)某删?。像山東大學黨委書記李守信、上文提到的北京市委副秘書長張建明、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社會發(fā)展部部長葛延風，這些都是我的學生。我的學生從事學術(shù)研究的就更多了?，F(xiàn)在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教務處處長的洪大用是其中比較優(yōu)秀的一位，他得過2001年全國優(yōu)秀博士學位論文獎，這篇論文迄今為止還是社會學界唯一的一篇全國優(yōu)秀博士學位論文。另外一個學生黃家亮獲得了2011年全國優(yōu)秀博士學位論文提名獎，現(xiàn)在我們學校社會學系的李路路、郭星華、陸益龍都是我的博士生。為了學術(shù)思想的傳承，我覺得在人才培養(yǎng)方面還應該投入更多的精力，加大工作力度。
除了培養(yǎng)社會學的研究和實踐人才外，在這一階段我也開始著手撰寫關(guān)于社會學對象問題的專著，并且開始組織編寫《社會學概論新修》等教材。隨著社會學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先后參加了意大利、美國、秘魯、日本、韓國等多個國家舉辦的一系列國際學術(shù)活動，發(fā)表演講和學術(shù)論文，在國際社會科學界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可以說，近二三十年來，雖然我逐漸把重點從哲學學科轉(zhuǎn)移到社會學學科，但直到現(xiàn)在，我仍然感覺自己受益于哲學。我想我之所以能夠在社會學領(lǐng)域取得一些學術(shù)成就，與我曾經(jīng)系統(tǒng)地受過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西方哲學訓練不無關(guān)系。哲學看待問題的視角，透視思想的深度，以及對待各種思潮的態(tài)度，所提出的方法論，都會潛移默化地影響一個學者的學術(shù)視野和學術(shù)洞察力。就我自己來說，我的社會學思想在許多方面就受到了哲學思想的影響，比如蕭前老師的哲學思想就對我的社會學研究很有啟益。我認為，哲學和社會學之間的關(guān)系是不可分割的，社會學作為一門綜合性具體學科，永遠需要哲學的指導，也確實需要從哲學中汲取靈感、分析框架和方法論。當然，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與哲學也有一定的區(qū)別，它更是一門實證性或經(jīng)驗性的理論科學，能夠證明和證偽。在這么多年的教學生涯中，我一直要求自己開設(shè)的課程既要有哲學的深刻性，又要有社會學的現(xiàn)實感。馬克思主義學院為博士研究生開設(shè)“馬克思主義前沿”課程，我依然是其中的授課教師之一。
擔任副校長，積極做好國際交流、職稱評定工作
我從1987年開始擔任中國人民大學的副校長，直到1997年，前后一共10年時間。我長期分管外事等工作，在這10年間，我覺得我給中國人民大學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跟英國文化委員會合作。當時英國駐華使館的文化參贊叫杰姆斯，我跟他接觸多了，比較熟悉之后，有一次我就帶著一種批評的口吻跟他說：“你們英國人就是眼光短淺，你們老是支持辦語言學校，然而跟一個大國的聯(lián)系，語言只是一種工具，政治、國際關(guān)系、經(jīng)濟、社會、環(huán)境這些才是主要學科。你們大部分注意力都只是放在南方，而北京才是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你們應該也支持北京高校的發(fā)展，并且不僅僅是語言類的學校。”我還告訴他說，我們中國人民大學樂意保持與美國和歐洲交流的平衡，我們也希望歐洲能有自己的影響。他非常贊同我的觀點，回去研究之后，他告訴我：“我們好好合作吧!”
就這樣，英國文化委員會每年給中國人民大學三萬英鎊，人民大學可以每年從五個學科中的每個學科派出兩個人到英國留學，持續(xù)三年。我覺得這件事情對中國人民大學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使得中國人民大學同英國愛丁堡大學、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威爾士大學蘭彼得分校等五所高校建立了聯(lián)系。此后，人大國際政治學、環(huán)境學、社會學等學科先后派出教師去相應高校留學，三年下來，每個學科至少派出了六七位教師，這樣總共派出了大約40人去英國留學，現(xiàn)在這些人都是各學科的骨干力量。人民大學后來還建立了英國研究中心，在這個基礎(chǔ)上又擴大為歐洲研究中心。那段時期人民大學跟英國高校的交流比較密切，英國大學的校長會也在人民大學召開。除此之外，還有不少其他的外事活動。
在我擔任副校長期間，還分管過四屆職稱評定工作，從1990年到1993年，我經(jīng)手提的教授將近200人。那時候職稱評定是一項很棘手的工作，而且一次沒有爭取到40個教授名額是很難評職稱的。我分管這項工作以后增加了幾個規(guī)矩。一是在評職稱的時間上，以前是年底評，那時在我的建議下提前到6月底評，因為國內(nèi)許多政策都在上半年實施，這樣對教師有利，這個規(guī)矩也一直保持到現(xiàn)在。另外一個規(guī)矩是關(guān)于評職稱前我見不見人的問題，我說誰都可以來見我，但來見我的時候只許說自己夠資格，不能說別人不夠資格，這樣就不會耽擱太長時間。還有一個規(guī)矩是關(guān)于送禮的問題，我明確提出可以送書，但絕不能送別的，有了這一條規(guī)矩，也解脫了我自己。
在評職稱的過程中，我在黃達校長他們的支持下還處理了兩件事情。一件是我讓人事處做了一項調(diào)查，就是從國外留學得到博士學位回來的、建國初期是教授而現(xiàn)在不是教授的人有多少，結(jié)果這樣的人不到10個。另外一件是我讓人事處調(diào)查一下解放初期是教授但現(xiàn)在不是教授的有多少，結(jié)果也是差不多有10個。這兩部分人雖然人數(shù)不多，但影響不小，他們怨言很多，所以我就打算把這個問題解決了。我向黃達等校領(lǐng)導匯報了我的想法，他們都支持我，于是我就請這些同志來開會，我跟他們說：“我現(xiàn)在可以先給你們一個教授的頭銜，但我沒有權(quán)力給你們加工資，過一段時間，如果碰到機會，就能把工資解決了，你們愿意接受就簽個字，如果覺得這跟工資不掛鉤，不想要也可以。”當然，他們都接受了。結(jié)果過了一段時間，他們的工資也都漲了，這樣他們就都沒有意見了，也都說人大不錯了。這其實是很重要的，因為他們都挺有社會影響的，把這個問題解決了，既能維護人大的聲譽，也符合黨的政策，對人大產(chǎn)生了一些積極的作用。
現(xiàn)在回過頭來看，雖然分管評職稱這個工作很棘手，但在我擔任副校長的這十年里，把這項工作制度化了，并且每年都評，有些老師今年評不上，明年還有機會，所以整個職稱評定工作基本上還是比較平穩(wěn)的?？傮w上我覺得，自己在這十年的任職期間，還是做了一些實實在在、對中國人民大學發(fā)展有益的事情。
豐富多彩的業(yè)余生活
我平時喜歡喝點酒，但我會“科學喝酒”，而不酗酒。我總結(jié)了“科學喝酒”的四條原則：一是總量控制不超量，二是小步快跑慢慢品，三是心情愉快不皺眉，四是讓每一個酒分子都起到作用。我覺得慢慢喝酒是一種享受，中國的酒文化太深遠了，喝酒也是文化繼承的一種表現(xiàn)。實際對我們中國古代的先人來說，一生主要是兩件事情，一是喝酒，二是造墳。古代鑄造的青銅器大多是酒器，或者為酒器服務的東西;同時，有點身份的人都熱衷于給自己造墳?？梢哉f，酒和墳這兩樣東西都蘊涵著深厚的文化，也為我們留下了很多文化上的東西。
此外，我從小就喜歡體育運動。我打太極拳、練太極劍很多年。復校后，我參加過一個打太極拳、練太極劍的團隊，在李德印老師的指導下，得過北京市太極拳比賽的團體獎項，還在北京得過“太極劍集體冠軍”。我也喜歡登山，過去是逢山必登，逢塔必爬，而且必須爬到頂。有一年去河南開封，那個開封塔很高，但我很快就爬上去了。還有一次到安徽出差，我專門抽出時間去爬天柱山，第二天，一位陪我去爬山的年輕同志都感到下樓有困難了。
對于音樂，我也有一定的興趣。在我讀初中的時候，跟著我的音樂啟蒙老師張斌一起抄樂譜，在這個過程中學到了一些音樂方面的知識。那時候?qū)W校每天早晨要升國旗、唱國歌，在這個儀式上，我負責指揮。指揮也很不容易，我練習了很長時間，但第一次指揮的時候還是很緊張，站在臺上腿都有點抖，后來慢慢就習慣了。那時候我也就十二三歲，后來才覺得這種鍛煉很必要，起碼提升了我的膽量。雖然我能指揮，但是我覺得自己的嗓音并不太好，所以我基本不唱，主要搞樂器。我們這一代人，主要對蘇聯(lián)歌曲感興趣，聽起來很悠揚，現(xiàn)在的流行音樂就不怎么欣賞得來了。
有時候人家問我是怎么保健的，其實我真的沒有好好保健，我就告訴他兩句話：“胡作非為”、“肆無忌憚”。到我這個年紀還喝那么多酒，可不就是“肆無忌憚、胡作非為”?當然，真正說到保健的問題，我覺得有兩句話挺有道理，一句是“一個人太關(guān)心自己的健康，就不健康了”，還有一句是“世界上的人90%以上都是讓醫(yī)生治死的”。說到底，就是要保持身心的健康，這才是真正的保健。
如果要總結(jié)我為人處世的原則，應該就是做事認認真真、實事求是，為人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我曾先后兩次提出自己的座右銘，一是“求學與為人并重”，“求學”要求自己勤快、謙虛、創(chuàng)新，“為人”力求做到律己、助人、大度;二是“方向要正確，人品要高尚，學問要扎實，身體要健康”。我也愿意把我的這兩條座右銘拿出來與大家共勉。
人物簡介
鄭杭生(1936—)，浙江樂清人。中共黨員，教授，社會學家。
鄭杭生1961年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五年制哲學專業(yè)畢業(yè)后留校任教，曾任哲學教研室負責人、現(xiàn)代西方哲學教研室主任、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社會學系主任。1987年9月至1997年4月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1991年開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同年被授予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榮譽獎。2009年獲評中國人民大學首批一級教授?，F(xiàn)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主任。曾兼任中國社會學會會長、北京市社會學學會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政治學社會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F(xiàn)兼任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社會學學科規(guī)劃和評審組組長、教育部社會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教育部社科委員、中國社會學會名譽會長等職務。
鄭杭生1981—1983年公派到英國布里斯托大學進修社會學和現(xiàn)代西方哲學。作為學術(shù)帶頭人，分別于1984年、1987年主持創(chuàng)建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和社會學系。在擔任副校長期間，他主要分管學校外事工作，也曾分管科研、圖書館工作以及1990—1993年連續(xù)四屆職稱評審工作。
鄭杭生在學術(shù)方面，主要從事理論社會學及其應用研究，其作品多次獲國家級和省部級獎。社會學方面的主要代表作有《社會學對象問題新探》、《社會運行導論》、《轉(zhuǎn)型中的中國社會和中國社會的轉(zhuǎn)型》、《中國社會學史新編》(中英文版)、《20世紀中國的社會學本土化》、《社會學概論新修》(第一、二、三版)(主編)，以及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鄭杭生社會學學術(shù)歷程》四卷精裝本(《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探索——社會運行論、社會轉(zhuǎn)型論、學科本土論、社會互構(gòu)論》、《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應用——當代中國社會的熱點問題》、《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拓展——當代中國社會學的前沿問題》和《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深化——“實踐結(jié)構(gòu)論”的提出與“理論自覺”的軌跡》)等。曾赴美國杜克大學、哈佛大學，英國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日本立命館大學，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加拿大麥吉爾大學，韓國慶熙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qū)的大學講學或訪問。
